谈起仰韶文化，首先要提到的是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J.Gunnar.Andersson)。他是仰韶村遗址发掘的主持人，也是仰韶文化的定名者。1921年，当他得知仰韶村遗址发现了史前文化遗存时，他甚至挤占了他的本行而侧重于中国的史前考古工作。他惊喜于在自然条件并不优越的中国黄土地带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仰韶文化，已有发达的农业，从事多种手工艺，形成长期定居且密集的大型聚落，还会制作和使用极其精美的彩陶，为此，他曾多次著书，从出土的陶器、石器的比较和人种学鉴定中，认为这就是现代汉族人的祖先，称仰韶文化就是“中华远古之文化”，称仰韶文化为“仰韶文明”。虽然安特生曾提出过仰韶文化的彩陶是受到西方影响的观点，一度在中国学术界受到批判，但他通过仰韶文化的发掘和研究，执著地追溯中华文化和文明起源的那种精神和开创之功，却渐多地被肯定。对于安特生在探索中华文化与文明起源方面的学术成就和不足，中国考古学家苏秉琦是这样评价的：
“仰韶文化从它的发现开始就是同探索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起源联系在一起的。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发现仰韶村遗址之后，以仰韶文化为线索，北到辽宁大小凌河，西到青海湖，西南到长江上游的川康甘孜，足迹几乎跑遍了仰韶文化影响所及的边沿地区，从他第一次发表关于仰韶村遗址考古论文到他写出以仰韶文化为中心内容的论著，他的全部学术活动归纳到一点，就是试图以仰韶文化为中心，探索中华文化起源问题。他从仰韶村遗址认识到，鼎和鬲是中国古文化的特色，彩陶则与中亚有关，虽然他没能找到仰韶文化的真正根源，也没能对仰韶文化的范围加以界定，但从一个西方人眼光中，他已敏锐地意识到仰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源头，并认识到中国古代文明的来源及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不可等闲视之。”
从安特生发掘仰韶村遗址至今，仰韶文化已经有80多个年头的发现和研究历史了。在这半个多世纪里，在黄河中下游及其两岸的黄土地带，发现仰韶文化遗址2000余处，经大规模发掘、包括整体揭露的居住址和墓地共10余处，是中国史前诸考古文化中发现最早、工作最多、材料最丰富、也是研究成果最为丰硕的一种史前考古文化。为了寻找中华文化的根脉，好几代考古学家都曾摸爬滚打在黄土塬上下并不断取得丰硕成果。其中最有影响的是20世纪50年代对半坡和庙底沟这两个遗址的大规模发掘。半坡遗址发掘面积约1万平方米，揭露出房址46座，另有包括灶址的残房址80座，墓葬174座，陶窑6座，以及家畜圈栏等，是中国史前考古史上第一次对一个聚落址比较完整的发掘(图6)；庙底沟遗址发掘面积近5000平方米，发现窖穴168座，房址2座，复原陶器600多件。尤其是根据这两处遗址文化特征的差别，提出了仰韶文化划分类型的问题，并将以半坡遗址为代表的遗存称为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以庙底沟遗址为代表的遗存称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
两个类型的划分，是仰韶文化研究最重要的进展，因为这一类型的划分，将研究的触角深入到仰韶文化共同体内部不同群体的各自特征及其相互关系上，这当然更接近于对仰韶文化本质特征和它们所代表的人们共同体的认识。然而，在这两个类型最初划分出来时，多以为它们之间是时间早晚的关系，并使孰早孰晚问题的讨论一度成为仰韶文化研究的主流导向，以至在两个类型划分后，它们在进一步研究仰韶文化内部群体差别及其相互关系以至追溯中华文化与文明起源方面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并未充分体现出来。与此有关的是，随着中原以外地区史前考古的进展，一些与仰韶文化相邻考古文化中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具仰韶文化特征的因素，由于对仰韶文化总体特征的把握仍不够准确，一度将仰韶文化的影响所及也视为它的分布范围，从而把仰韶文化的分布范围扩大到北至大漠，南渐荆楚，西起甘青，东到鲁西，几乎遍及中国人口分布密集的大部分地区。看来，要从仰韶文化进一步追溯中华文化与文明的起源，确定仰韶文化在五帝时代的地位，还要在考古学方法论上有新的突破。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苏秉琦于1965年发表了他研究仰韶文化的成果《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苏秉琦从对考古学文化进行定量分析，寻找这一人们共同体的运动规律着手，将仰韶文化所划分的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的主要特征和各自发展序列作了历史的、逻辑的归纳和重新界定，并以此为前提，就仰韶文化的年代分期、区域分布、发展道路、文化源流、社会发展阶段以及与周围诸史前文化的关系，作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十多年后，又有新的提炼和补充。苏秉琦提出，仰韶文化的两个类型，即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是同源并平行发展相互依存的两个文化群体，它们各自前后期相应的质的变化，意味着仰韶文化前后期为由氏族向国家过渡的转折点。统一的仰韶文化裂变为两种类型，产生了以玫瑰花图案彩陶为标志的庙底沟类型这一优生支系，就意味着5000年前在中原地区发生的一次“文明火花”。尤其是苏氏在对仰韶文化层层解剖的基础上，提出了仰韶文化“相当于神农氏时代”，仰韶文化就是“华族文化”，这是考古学家运用考古学科自身特有的方法，对史前考古文化与古史传说进行结合的一次成功的尝试。显而易见，这同以前将史前考古与古史传说进行简单比附的做法，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它为考古与历史系统、有机的结合提供了一个范例。
按照苏秉琦的观点，仰韶文化在中华文化和文明起源史以及五帝时代的地位和作用，莫过于两个方面，一是“相当于神农氏时代”，一是“华族文化”。神农氏在传说中是农业的发明者，时间与五帝时代紧相衔接，华族的渊源，则有近人在着意追溯。顾名思义，这是中华民族形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是为五帝时代奠定基础的一个时期。在考古学上，这两个方面又集中体现于仰韶文化内部发生的一次裂变和由此而产生的优生支系庙底沟类型，因为庙底沟类型花卉图案彩陶发达，农业更为进步，由氏族向国家的过渡迅速，对相邻诸文化影响广泛，与传说中的神农氏时代和华族文化也更为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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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本书作者导师苏秉琦先生1947年的论文《试论传说材料的整理与传说时代的研究》
正如世界别处的人类社会，中国文化传统中有许多传说与神话。传颂着古代英雄的事迹，其中有些人物竟成为超凡的神人。在古代，这些神话及传说，常与历史混淆，必须经过清理，才能窥见隐伏的历史事迹。
——选自著名历史学家、美国匹兹堡大学荣誉退休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许倬云先生《万古江河》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