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对陈布雷的文笔是很满意的。但也有不满意之时。段仲宇告诉笔者，有一次蒋介石对陈布雷说：“你看看人家毛泽东的文章!”陈布雷也不大客气，回敬了一句：“那是毛泽东自己写的。”言下之意是，你蒋介石的文章可不是自己写的，哪能同毛泽东相比!
《中国之命运》是蒋介石一生中唯一的一本“著作”，1943年3月在重庆面世。此书歪曲中国社会的历史，篡改蒋介石以反共起家的发迹之过，诬蔑共产主义“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叫嚷“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国民党”。为蒋介石炮制此书的是侍从室第五组组长陶希圣。捉刀有功，过了几个月陶就出任《中央日报》主笔，两年后又升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真所谓“代笔自有黄金屋”，升官发财都被陶希圣捞到了。
有人打比方，说侍从室好比蒋介石的眼睛，替他眼观六路；侍从室好比蒋的耳朵，替他耳听八方；侍从室好比蒋的鼻子，替他嗅出各种不利于他的政治气息；侍从室好比蒋的手，替他写文电；侍从室好比蒋的腿，替他东跑西颠，到处联络；而最重要的是，侍从室好比蒋的头脑，替他思考、谋划，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一个在侍从室工作过的人，说侍从室里黑影幢幢，神秘莫测。即使是在侍从室和后来改称军务局工作过的段氏兄弟，向笔者介绍的也仅仅是一鳞半爪。侍从室的全部档案都被运到了台湾。看来，只有等到台湾回归之日、祖国完全统一之时，才能彻底揭开侍从室的神秘面纱了。
这一天总要到来的。
蒋介石的侍从室，作为当时中国最重要、最核心、最机密的一个单位，真是侯门深似海，多少人可望而不可即。如果要进到侍从室里去工作，那简直比登天还要难。
当时，成天仰望着这个光彩夺目的“圣殿”，想方设法要跻身进“圣殿”去陪侍君王的人，多得不计其数。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
从政治上来说，谁能进入侍从室，他就是“党国”最忠诚可靠的栋梁，就是蒋介石最信得过的人，就身价百倍，无尚荣光。
从经济上来说，侍从室待遇优厚，每个月的月薪比所有党政军机关多加发半个月，还有服装费等额外补贴，逢年过节“委座”还有赏赐。至于“隐性”收入，对有的人来说怎么也弄不清。据当过侍卫官的人著书披露，送钱送物以求巴结者大有人在，到高级饭店宾馆吃喝玩乐、享受免费招待等等，则是家常便饭。
从仕途上来说，进了侍从室，前程灿烂自不待言，飞黄腾达指日可待。干上几年，离开时凭“委座”恩赐，提升官职是不成问题的，捞个“肥缺”干干也是小菜一碟。
正因为有上述种种“优越性”，多少人对侍从室趋之若鹜，多少人找关系走门路，削尖脑袋往侍从室里钻。
但是，蒋介石对侍从室人员的任用，却控制得特别严。尤其是参谋、秘书、机要、警卫等人员，都要亲自看审查表，都要亲自谈话，进行当面考核，不让下面越俎代庖。
蒋介石的用人标准，历来有“黄、陆、浙”之说。而对进侍从室的人员，还有特别的标准。
首先，要看这个人是否黄埔军校、陆军大学出身。如不是，则要看他在蒋政权中干了多少年，表现如何。
其次，要看这个人的籍贯在哪里，家境如何，浙人优先考虑。据段仲宇说，他进侍从室二组以前，二组成员大都是浙人，其他省籍的人极少。
最后，还要看保荐人是，与自己的亲疏如何，任用人与保荐人是什么关系，等等。
中国古代历来反对任人唯亲。而蒋介石对侍从室的用人标准却一反古训，实际上强调的是任人要“亲”，越“亲”越重用。如侍卫长(后任军务局长)俞济时是交通部长俞飞鹏的侄儿，而俞飞鹏则是蒋介石的表兄弟；曾任副侍卫长兼侍三组组长的蒋孝先，是蒋的族孙辈；蒋介石的亲随侍从副官蒋孝镇，和蒋孝先是兄弟辈；蒋孝先在西安事变中被打死后，继任侍三组组长的王世和，是奉化人，和蒋有亲戚关系；侍二处秘书周鸿涛，是蒋经国的表弟；在侍从室任机要秘书达十多年之久的俞国华，其父俞镇臣和蒋介石是结拜兄弟；侍从秘书陈舜耕，其父陈杏佳与蒋介石是结拜兄弟，姐姐陈志坚和蒋介石妻子毛福梅是结拜姊妹，这么多沾亲带故的人集中在侍从室，有力地说明了蒋介石任人唯亲的用人路线。
看到这里，读者自然明白：蒋介石对进入侍从室的人员，一定要确信其绝对忠实可靠，保证万无一失以后，才能批准任用。他蒋介石是绝对不会让一个不放心的人侍奉在侧的。否则，那该多危险呀!
那么，本书主人公段伯宇、段仲宇昆仲，是河北人而非浙人，和蒋介石又不沾亲带故，他俩为什么能先后进入侍从室工作，并开创了同胞兄弟都在这个核心单位工作过的绝无仅有的记录呢？
笔者认为，这和段氏兄弟的父亲段云峰中将不无关系。早在1907年，段云峰就和蒋介石是陆军速成学堂(保定军校前身)的同班同学。也许出于对老同学的信任，对故人的关照，蒋介石终于批准段氏兄弟先后进入了侍从室。
要说清楚这个问题，有必要向读者简单地交代一下发生在20世纪初的一段历史烟云。
蒋介石之所以能在中华大地上纵横捭阖长达20多年之久，最最重要的原因是他视“军”如命，笃信“有军就有权”、“有军就是草头王”的古训，在任何情况下都抓住军权不放。他的发迹，也源于军事。而保定军校，是他军事生涯中第一次获得正规军事学历的摇篮。段氏兄弟的父亲段云峰，则是他在保定军校时的同窗学友。
在中国军事史上，保定军校占有重要的一页。和黄埔系一样，保定系是庞大的国民党军队的支柱之一。
保定军校的前身叫陆军速成学堂，是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八月由北洋武备学堂改名而来的。
清朝末年，中国饱受列强的欺凌。甲午战争的惨败，八国联军的入侵，使清朝统治集团从屈辱中醒悟过来，深感有国不能无防，而国防的基石在于有一支强大的、足可抗御外侮的军队。因此，清政府拨出巨款开办军事学堂，大力培养后备军官。1902年6月9日，袁世凯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他着手抓的主要有两件事：一是编练新军；二是开办军事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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