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4月30日（清光绪三十年农历三月十五日），任弼时诞生于湖南省湘阴县塾塘乡（今属汩罗市）唐家桥（今任弼时镇）任氏“新屋”，大名“培国”，号“二南”。“任弼时”是他20年代留学苏俄时自己改的名字。<br> 唐家桥位于湖南省北部洞庭湖平原区东南，汨罗江南岸，距汩罗市30公里，是典型的洞庭水乡。这一带，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盛传着世界四大文化名人屈原悲投汨罗江的故事，屈子祠、屈原墓、独醒亭、招屈亭……有关这位楚国大夫的遗址比比皆是，而农历五月端午包粽子、赛龙舟救屈原的传说，早已演化为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从唐家桥北上长江边，因北宋范仲淹题记而得名的岳阳楼矗立江边，俯瞰着两湖大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成为一种崇高的民族精神根植于华夏。<br> “新屋”早已不新。据老人们说，任氏家族于元朝中期从江西吉水迁至湖南。初，定居长沙一带，三代后迁至湘阴县境，渐成旺族。原定居明月山东麓“冷水井”，后由于子孙繁衍，人员大增，旧屋容纳不下，于是在白沙河东岸与颖珠山西麓之间另辟“新屋场”。任弼时已是“新屋”第六代子孙了。<br> 任家是这一带较有名的大家族。据家谱记载，任弼时未出五服的曾祖“寄园”，曾为清朝“朝仪大夫”，后晋赠“资政大夫”。但是，这些官位都仅仅是一种表示地位身份的称号，并没有实际执掌，是所谓的“散官”。<br> 只有“寄园”的次子“星洲”，清同治年间曾任广西太平府知府，但官运并不亨通。因而告诫后辈，为官艰难，不若读书明智。因之，族中读书氛围颇具传统。<br> 到任弼时祖父这一代，已进19世纪中叶，清廷日渐腐败，统治已逐渐走向衰亡。任氏家族被封之官位称号也逐辈下降，与之相反，子辈奋发求学，追赶社会前进的步伐却日见加快。<br> 任弼时父亲这一代，五服以内兄弟姊妹共20人，都属跨世纪的一代人。他们当中有的赶上清末科举考试的尾巴，但大多数在“废八股，兴新学”的潮流中外出求学，就是年龄大一点的也纷纷到新式师范学校接受速成教育。据不完全统计，这一辈中，男子60%以上离家或县上、或赴省城就读；女子在省城接受中等教育的也近30%。更有不但走出家门、省门，且走出了国门，成为享誉中华的学者、工程师、教育家。<br> 任凯南，族中晚辈称之为“凯叔公”。是任弼时的堂叔，有名的经济学家，也是毕生献给教育事业的人。少时曾考科举，获“拔贡”等功名。后人岳麓书院，以优等成绩毕业。1911年，与几位友好在汉口创办《民国日报》，宣传民主革命。1915年考取公费留英，人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获学士学位。曾任湖南大学首任校长、武汉大经济学教授、经济系主任，专攻“经济史”和“西方经济思想史”，以儒家思想与西方经济学观点，融会贯通，成经济史学的一家之言。在我国经济界曾与马寅初齐名，有“南任北马”之称。<br> 任理卿，又名尚武，是只比任弼时长9岁的小叔叔。“五四”时期，中国青年知识分子较普遍地想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要到西方及日本觅经验，振兴中华。任理卿抱着工业救国、实业救国之念，在南通纺织学校毕业后不久，即考取了清华大学“庚款”留美名额。1919年赴美，入罗威尔纺织学院学习，1921年毕业后转入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次年获硕士学位，成为我国一代知名纺织工业专家。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纺织部纺织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纺织工程学会理事等职。<br> 任弼时的父亲任思度，字振声。自幼读书，考秀才未中，即在“新屋”设蒙学“时中馆”，被亲朋视为“名师”。本世纪初参加湘阴师范速成班学习。此后，任思度一直在家乡作民小学、序贤学校等校任教，安于清贫的教师生涯，终其一生。<br> 任弼时的母亲朱宜，长沙人，是任思度的续妻。任思度原配长沙陈氏，婚后一年即病故，没有子女。朱宜先后生育三男三女，长子任培直、三子任培达均早天；三个女孩任培月、任培星、任培辰。她勤劳贤惠，一生为家、为子女操劳，晚年还为儿子抚养孩子，是那个时代典型的东方母亲。<br> 任弼时正是在这种自然、社会与家族的人文背景下启蒙。<br> 二、随父课读<br> 任弼时3岁那一年，大妹任培月出生。不久，任弼时开始接受父亲的启蒙，从描红模习字开始。他人小，个矮，蹬上小竹凳才勉强够到桌面。再大一点儿，父亲就教他临帖，抄古文名篇：诸葛亮的《前出师表》、韩愈的《送董邵南序》、《原道》等。尽管当时任弼时不可能理解文章的内容，甚至连许多字都不认识，但是历史证明，幼时练字这一课，对陶冶他沉毅的性格，培养他内在的绘画、音乐等素质，影响是深远的。<br> 任弼时5岁那一年，父亲任思度应聘到湖南省公立作民两等小学堂教国文。该校距新屋10余公里，每日往返不便，任思度只得寄宿校中。考虑到长时间离家，唯恐任弼时会因缺乏指点与督促而荒废学业，索性也将儿子带去同住。<br> 白天，父亲进课堂，任弼时也跟着进教室，父亲在上面讲什么，任弼时就在下面学什么；课后，一张办公桌，父亲批改学生作业，任弼时就围前尾后地描红习字。入夜，一张大木床，父子同眠。<br> 毕竟还是个五六岁的小孩子，闲时，他也常常要父亲带他到田畴小径、竹下河边散步嬉戏，游水捉鱼。当然，讲故事、背古诗更是边玩边学的好内容。不要说屈原悲投汩罗江、范仲淹题记岳阳楼早已烂熟于心，就是《木兰辞》等，直到几十年后，任弼时辗转病榻时还伏案抄录。就这样，任弼时7岁该正式入小学一年级读书时，却获得作民小学颁发的修业文凭。<br> 1914年，任氏族学“序贤学校”扩建完工，任思度被聘任教。任弼时又随父亲来到序贤。80年代堂兄弟任铭鼎回忆：“任弼时到序贤来读书的时候，叫二南，又名培国。1914年上期，他父亲振声一叔来序贤任教，带他一同来读书的。这我还记得比较清楚。我们是全校师生排队站在新教学楼前，迎接他的父亲。”<br> 任弼时随父插入序贤学校3年级。这年，二妹任培星也已3岁，任弼时除年节假日回新屋和母亲、妹妹们团聚外，其余时间仍与父亲住读校中，刻苦读书，直到1915年夏初小毕业。<br> 任弼时少时勤奋好学，又勤于思考。在序贤的两年，他以全部童稚之心，接受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勤俭、团结、爱国、自强的教育；同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宣扬的文化与文明，点点滴滴滋润着他那颗渴求知识的幼小心灵。当时学校非常重视学生的作文学习。少年任弼时写下了篇篇颇有思想的小作文珍贵地保留至今。<br> 他在作文《民生在勤》中写道：“为农，必宜勤劳树艺，以望收获之利；为工，必宜勤劳造货，以供世用；为商必宜勤劳转运，以保本国利源不使外溢；为兵，必宜时常熟练，以御外防内。”总之，不管从事什么职业，都必须以“勤劳”为基本态度。<br> 任弼时从小看到母亲以江南女子特有的勤劳和贤惠，仅凭父亲微薄的薪俸和30担族田的收获，竟然把5口之家调理得平安清顺，勤俭之风潜移默化于意识中，他写作文《家风尚勤俭》，说：“吾常见能勤俭者可以致富，不勤俭者亦贫。若饱食终日无可用心，则亦难矣。”难得的是，他把勤俭持家推及到勤俭救国。他写道：“近日吾国国势日弱，人民日艰，而外侮因之以起，各学校或城市中设有储金救国会。吾人凡妄费用之钱，辄储之以救国，此两利之益也。”<br> 少年任弼时性情活泼而温和，是很憨厚的人，和同伴们的关系都很好。他非常看中团结，也确实有一套想法。11岁那年，他写了一篇作文《合群说》，专门讲为什么要讲团结。他认为：“国由民而成，必赖人民以强。欲强之道，莫如合群。士、农、工、商皆能合群，则必富，富者强之。”指出“中国有四万万同胞而不能胜少数之小国者，咎在不能合群也。”在此，他视团结为富民之根，强国之本，认为中国国弱的根本原因是不团结，不能说没有一定的道理。<br> 任弼时在序贤读书时，正值他的叔祖父任鼎延在家乡任教。在众多子侄中，任鼎延特别喜欢任弼时这个侄孙，时常给他讲青年时代从军保国的经历。任鼎延文武兼资，青年时代是清代名将左宗棠部下，曾随左宗棠远离江南水乡西征新疆，讨伐中亚浩罕国阿古柏匪帮，穿过漫漫千里黄沙路，大破匪帮，立下军功，很受左宗棠器重，此后几年留在身边作文书。中法战争爆发后，任鼎延又随军血战广西镇南关和越南谅山，因荣立战功而获御匾《光照壁水》。这块御匾曾高悬在“新屋”正厅的门额上。这给任弼时留下深刻的印象。<br> 身边这些生动的爱国故事，活灵活现在任弼时幼小的心灵中，成为他的爱国思想形成的基础。他曾在作文中写道：“凡人之生宜有爱国之心。”“有战事，宜以勇敢之心御之，勿徒多自谋口腹自得安居而已。”那么，和平时期又该怎样爱国呢？他认为“现今吾国与外国交涉，宜提倡国货，不用外货，亦爱国之一法。”“吾国一日不买日货，则彼有匮乏之虞。”当然，今天来看，任弼时当年的想法实在幼稚得很，但是就从小生活在乡间，活动视野不过唐家桥方圆几十公里之内的农村学童而言，也称得上难能可贵了。<br> 由于从小随父课读在外，他不可能享受到一般同龄孩子生活在母亲身边的细腻照拂，但也正因此，锻炼了他自立能力，也更有益于他自强信念的树立。他在作文中清楚地写道：“农夫播种五谷，吾得而食之；工人做器具，吾得而用之，建筑屋宇，吾得而居之。我享其成，即宜自立。”“世上之人皆以自立为要。吾国四万万同胞，欲保国家，非自立不可。吾人幼年之时不尤宜自振乎？”<br> 在自振自强信念主导下，1915年任弼时初小毕业了。他不满足继续在乡间的小学求学，想到县城或省城去读书。这时，家中经济日渐拮据，父亲几经犹豫，最终决定，为儿子成才不惜节衣缩食，送任弼时到省城投考“名誉优良、规模宏大”的湖南第一师范附属高等小学。<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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