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日本
黄遵宪的家人希望他继续在科举考试中考取更高的功名，在地方官府中谋得一官半职，然而幸运的是，黄遵宪并没有走这样的一条路。同是客家人的陈兰彬(字荔秋，1853年进士)被任命去美国处理清政府事宜，他极力邀请黄遵宪作为助手同行。但是听到这个消息后，黄遵宪的家人并不赞成，他父亲不同意儿子去遥远的美国。几乎与此同时，黄遵宪早先在北京结识的何如璋被任命为驻日公使，他也邀请黄遵宪作助手，这次黄遵宪的家人同意了，毕竟日本不像美国那么远，而且何如璋还是嘉应州同乡。
黄遵宪决定开始外交生涯也未尝不是一次冒险的选择，毕竟在那个时候刚刚开始的中国外交还不被绝大多数的官员和知识分子认可，想必黄遵宪也是经过了一番慎重而认真的考虑，才欣然接受清政府的任命。在北京滞留期间，他对清政府高层的顽固保守派有了很多了解，也许他那时已经意识到，如果自己继续留在国内，他的革新思想必然导致他被分配到一些并不重要的秘书的岗位上。而早年的香港之行也激发起他对西方文明的强烈兴趣，通过阅读翻译成中文的西方书籍，他对外面的世界也有了很多了解，因此，他非常希望有机会亲眼见识一下外面的世界。
黄遵宪希望自己的驻外经历能够为以后在清政府中谋取高位发挥作用，这点可以从他出发前写给朋友的诗中看出来：
如此头颅如此腹，此行万里亦奇哉！诸公未见靴尖■，待我扶桑濯足来。(《将之日本题半身写真寄诸友》)
1877年农历十月，黄遵宪抵达上海，农历十月二十三日(11月26日)，与何如璋及其他同僚乘坐海安号出发。旅程顺利，四天后公使馆一行到达长崎，在当地华人的介绍下，他们还去了寺庙给西王母烧了香。他们又从长崎来到神户，顺便游览了大阪和京都，随后驶向横滨。农历十一月二十四日，何如璋在东京的皇宫向日本天皇递呈了国书。
1877年，何如璋和他的助手黄遵宪看到的日本正处在人类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期中。1868年封建闭关锁国的德川幕府被推翻，天皇作为国家领导者重新归位，以天皇新的统治年号“明治”(意为英明的政府)命名的旨在富国强兵的政治运动“明治维新”轰轰烈烈展开了。反对幕府时代将军统治的政变领导者们为了抵制来自西方日益扩大的影响，发动了叛乱，但是新兴政府致力于全面学习和吸收西方政治和社会成果。黄遵宪到日本的时候，明治维新虽然才进行了九年，但是日本社会已经开始了自己跻身于世界列强之中的道路，此情此景与中国同时期的军备软弱、经济倒退形成鲜明的对照。
黄遵宪搬到东京之后开始研究日语的书写体(他似乎始终未能掌握日语的口头表达)，19世纪晚期的日语中还有大量的汉字被使用，这也使得他能够较为轻松地掌握日语的书面表达。学会了语言，他就可以阅读大量德川晚期和明治时代的关于日本政治和经济的书籍，也接触到越来越多的从西方翻译来的日文书。那些翻译来的文学作品似乎不能吸引他的注意，可能那些文学作品超越了他的日文阅读水平，但是，对西方政治学和法学的书籍，他却抱有极大的热情，特别是他在1880和1881年集中阅读的让·雅各·卢梭(1712-1778)和查理·路易·孟德斯鸠(1689-1755)的著作。长期成长在中国专制政府的传统中，当他刚开始接触日本受到西方启发的政治革新时，感到非常混乱、令人费解。然而随着他对西方民主思想的进一步了解，他发现孟德斯鸠和卢梭推崇的政府的形成要明显优越于日本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并对明治政府在采用西方民主制度一事上的犹豫不决表示出不满。
编制刑律，用西法以禁民非矣；设立学校，用西法以启民智矣。独于泰西最重之国会，则迟迟未行，曰国体不同也，日民智未开也，论非不是，而民已有所不愿矣。
早在17岁那年，黄遵宪就意识到清朝政府需要一场彻底的改革，而驻日经历和大量阅读西方书籍也为他日后推行的改革提供了一个模版。多年之后，当他写信与好友梁启超谈及自己思想的发展时，黄遵宪指出，读过卢梭和孟德斯鸠后自己方才明白“太平世必在民主”。
黄遵宪接触到的那些对明治日本以及西方政治社会改革提供了支持的理论对他自己政治思想的发展发挥了很大的影响，此外他也从诗人的角度看待明治时代的日本，创作了集结154首七言四行诗的《日本杂事诗》。《日本杂事诗》也是黄遵宪创作的第一部广泛地反映外国文明的诗集，一经发行，在日本和中国热衷中国古典诗歌的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黄遵宪大使馆寓所的玻璃窗，即使最轻柔的风吹过，也会吱吱作响，一次在经历了台风之后，他写下了：
神仙楼阁立虚空，海飓狂吹压屋风。四面涛声聋两耳，终年如住浪华中。
《日本杂事诗》中很多引人关注的诗后都有黄遵宪附加的言语诙谐的关于明治日本生活小片段，而日本和中国读者给予关注最多的是那些涉及日本政治的绝句：
玉墙旧国纪维新，万法随风倏转轮。杼轴虽空衣服粲，东人赢得似西人。
黄遵宪在这首绝句后附加了以下注解：
既知夷不可攘，明治四年，乃遣大臣使欧罗巴、美利坚诸国。归，遂锐意学西法，布之令甲，称曰“维新”，嫩善之政，极纷纶矣。而自通商来，海关输出逾输入者，每岁约七八百万银钱云。然易服色，治宫室，焕然一新。
不管是黄遵宪政治题材的诗歌，还是他那些关于日本自然奇观和传统民俗的绝句，都展现出诗歌创作的高水准，但是大多数19世纪的读者希望通过他的诗歌了解到日本是怎样运用西方的政治理论完成自己向现代国家的转换。
黄遵宪驻日时期结识的朋友也对他的政治思想发展和诗歌创作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东京的中国驻日大使馆成了日本那些希望提高自己汉语水平增进对中国文化了解的“亲华派”知识分子的聚集地，黄遵宪尽管不能讲日语，但是他可以使用日本知识分子都明白的汉语文言文，通过笔谈的方式来交流。黄遵宪还为这些日本友人写了一些赠答的汉诗，也为他们的中文著作作序。
黄遵宪结交的大部分日本友人都非常保守，在明治维新运动中没有太大的建树，但也有一些人对于改革的意见更倾向开化。重野安绎(1827-1910)就是日本近代史学的奠基人之一，青山延寿(1820-1891)也是日本致力于史学研究的水户学派的领军人物，水户学派的思想对明治维新的成功具有指导性的意义。中村正直(1832-1891)翻译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自由之理》(On Liberty，后也有取名为《自由论》)并大力提倡采用西方的政治体制和伦理价值。伊藤博文(1841-1909)在推翻德川幕府的运动中是当仁不让的领导者，后来作了日本的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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