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甚至为清廷的丧权辱国、割地赔款行径辩护，说朝廷“苟可以情恕理遣，即不惜屈已议和，不过为爱惜生民，不忍捐之于凶锋毒焰之下”（《劝学篇·内篇·教忠第二》）。《劝学篇》虽有“劝工、劝农、劝商”之倡，但限制在官办和官督商办的轨范之内。张之洞说：“华商陋习，常有藉招股欺骗之事；若无官权为之惩罚，则公司资本无一存者矣。机器造货厂，无官权为之弹压，则一家获利，百家仿行，假冒牌名，工匠哄斗，谁为禁之？”（《劝学篇·内篇·正权第六》）认为工商业的发展，只有在官权的保护之下才能实现。而近代中国的历史实际却证明，正是强势官权阻碍了工业化的步伐。可见，张之洞为中国近代工商业发展所开的处方，限定在官僚政治的体制之内。
    《劝学篇》外篇关于学习西政、西艺的主张，包含着不少开明意见，它们是对19世纪60年代以来洋务派学习并推行西方技艺、军事、教育等近代事业的全面概括，而且把“西学”的范域从技艺层面推及到文教制度层面，并涉人政治制度的浅层。
    《劝学篇》刊行的时机，也活生生地昭示了这部著作特有的政治色彩。
    公元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诏定国是，变法运动进入关键时刻。6月16日光绪帝召见康有为以后，决定变法；接着又召见梁启超，后又特授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四品卿衔，充军机章京，专办新政。与此同时，慈禧也采取对策，在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上谕后四天（6月20日），即迫令光绪帝将翁同觫开缺回籍。“皇上见此诏，战栗变色，无可如何。翁同毹一去，皇上之股肱顿失矣！”①慈禧又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掌握近畿兵权，随时准备朝维新派猛扑过去。光绪帝此刻的处境是，既想变法维新，又“上制于西后，下壅于顽臣”，无所措手足。正在这一微妙时刻，张之洞的门生、翰林院侍读学士黄绍箕以张之洞所著《劝学篇》进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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