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世
我于1913年1月19日(旧历壬子年十二月十三日)出生于山东青岛，我名中的“良”字是大家族的排行字，“一”字是我父亲取自《说文解字》“一”字下的解说：“唯初太极，道立于一。”因而曾字“太初”，后废不用。我虽在天津长大，而籍贯却一直按照以家庭来源地为据的传统方式，填为安徽。到外国填履历一般要出生地，因此有时不免纠缠不清。我原籍的县清代称建德，因浙江有县同名，民国后改为秋浦，又改至德。近年与东流合并，称东至。
建德周氏家族，据说是唐代“大历十才子”之一的周繇之后裔。我曾祖父周馥(1837—1921)，字玉山，由李鸿章的幕府起家。他青年时流亡他乡，祖父怕他不得归，改名为“复”。后因李鸿章手书褒奖单误写为“馥”字，遂因而未改，大约是因为已经呈报皇帝、“上达天听”了吧。《安徽文史资料》总第15辑载陈钧成撰《周馥轶事》称：“玉山老人在(安庆)八卦门正街摆测字摊，兼为人代写书信、呈文、对联等。后又迁马王坡涌兴德杂货店门口。李鸿章亦居马王坡。老人有老表在李府伙房挑水，因而认识伙房采买。其人识字不多，就近乞老人代记。李偶阅账簿，见字迹端正清秀，大加赞赏。延为幕宾，办理文牍。”李伯元《南亭笔记》也说：“周每与人谈，辄道其生平事实，谓少时曾在某省垂帘卖卜。”他的自订年谱大约讳言其事，只在咸丰十一年(1861)25岁那年记载：“十月，余至安庆。十一月，入李相国营。相国初不识余，因见余文字，招往办文案。”周馥做到署两江总督，又调任两广总督。《清史稿》有传。著作收入《周悫慎公全集》，它是以溥仪小朝廷给的所谓“谥法”取名的。据陈寅恪先生《寒柳堂记梦》所说，清末中枢大臣和封疆大吏中，分所谓清流和浊流。京官如奕勖、袁世凯、徐世昌等，外官如周馥、杨士骧等，都属浊流。可惜陈先生这部著作散佚不全，看不到他对当时流行的这两类人物具体区别的说明。所举清流有陈宝琛、张之洞等，可能指在文化学术上有造诣修养的大官，而浊流则是以吏事见长的干练的大官。周馥治河有一套办法，留有著作。甲午中日战争时，他任总理前敌营务处，负责供应前线兵器粮饷。据他自订年谱云：“军械粮饷，转运取买，萃于一身。艰困百折，掣肘万分。然自始至终，余未尝缺乏军需一事，故战事虽败，而将官无可推诿、卸过于余也。”大约他是按规定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所以言下不无自负，虽然并无补于战争的失败。他受李鸿章重用，自然也由于办事得力。辛亥革命后，遗老群集于青岛，周馥也在其中。我父亲当时父母双亡，和其祖父住在一起，这就是我出生在青岛的缘由。在我记忆中，只记得曾祖父是瘦高个儿的白发老人。因为我是在天津时他跟前最大的曾孙，每逢年节聚会，他总叫我站到他面前双膝之间。他写过一个条幅，末尾说：“生日放歌一首，唯暹孙(指我父亲)尚知此意。他日一良能解文意，可为解说宝藏之。”诗中有句云：“天有时而倾，地有时而缺，大道千古万古永不灭。”显然是遗老对清室灭亡的哀叹。我父亲从未给我解说过，而“宝藏”也就到1966年史无前例时为止了。
我的祖父周学海(1856—1906)，字澄之，光绪十八年壬辰(1892)进士。他曾拜李慈铭为师，见《越缦堂日记》光绪十年及十三年，说：“周氏兄弟友爱恂恂，其兄澄之尤谨笃，近日所难得也。”他长期在扬州做候补道，但兴趣似不在仕宦，而把精力用于研究医学以及撰著和校刻医书上。《清史稿·医术传》有他的附传，说他著书“引申旧说，参以实验，多心得之言。博览群籍，实事求是，不取依托附会”，“时为人疗治，常病不异人，遇疑难，较有奇效。刻古医书十二种，所据多宋元旧椠藏家秘籍，校勘精审，世称善本云”。近年扬州根据木版重新刷印了周学海校印的《周氏医学丛书》。
曾祖父去世时我还很小，祖父更是根本不及见。若说家庭影响，主要来自父亲。我父亲周叔弢(1891—1984)，原名暹字，是实业家、藏书家，去世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父亲律己甚严，如他五兄弟当中，四个有侧室，甚至不止一人，他却对嫖赌、鸦片丝毫不沾。对子女的要求因而也比较严格，同时思想又比较开明，能随时代前进。他对我的教导，有两件事至今我印象很深。我十六七岁时，天津的时髦女子开始流行烫头发。两个来自上海的堂姐置办了火剪自己烫着玩，也给我烫了一脑袋卷毛儿。当时父亲在唐山工作，大约每月回津一次。他不知怎么得知此事，在给我的信中并未提及烫发，却插进了八个字：“人能笃实，自有辉光。”这两句话使我深受教百，至今不忘。以后一生悃幅无华，比较朴素，与这样的家教分不开。我的九个弟妹，也都没有富家子女恶习，显然是父亲良好家教的结果。
另一件事是在我到燕京大学读书之后。我选了容庚教授的“《说文解字》研究”一课。原来对这门课期望甚殷，而容先生的教学方式却不涉及许书内容。每堂课由他在黑板上陆续写出楷体字，轮流唤学生上去写出篆书。实际上成为练习篆字，而不是研究“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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