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一个偶像的人生、毁灭与复活》：
埃内斯托·格瓦拉·德拉塞尔纳并非像人们认为的那样于1928年6月出生。实际上他是早一个多月，即1928年5月14日来到这个世界的。事情是这样的，切的母亲塞莱利亚·德拉塞尔纳同埃内斯托·格瓦拉·林奇结婚时，已经身怀有孕30天。鉴于当时的布宜诺斯艾利斯陈腐保守之风盛行，双方彼此相约，决定弃城出走。他们先是躲藏在帕拉纳河附近的溪流小川之间，后来又避难于罗萨里奥。他们膝下有五个子女，长子埃内斯托就是在远离自己的家人和朋友的情况下于罗萨里奥出生的。8岁西班牙内战对埃内斯托的少年时代产生了重大影响。
作者问卡洛斯·费雷尔（他的爱称是“卡利卡”）：“当时切同西班牙共和军流亡者有哪些联系？”“当时有一家流亡者成了我们大家的朋友，就是胡安·冈萨雷斯·阿吉拉尔大夫家，他曾在共和国卫生部担任重要职务。”“他家里都有哪些成员？”“他和他的孩子们：帕科、胡安和佩贝。他们都成了我们的朋友……”“你们同他们一起谈论西班牙内战情况吗？”“当然啦！他们不停地给我们讲述那场战争的趣闻和实况，我们听得着迷。”“埃内斯托那时几岁？他是怎样参与这种活动的，或者说他是怎样将有关战争的议论付诸行动的？”“埃内斯托那时有9岁或10岁。然而，有关那场如此远同时又如此近的战争的故事使他眼花缭乱。他找到一张西班牙地图，根据他从无线电广播或流亡者那里得来的消息，用小旗标明共和军的推进路线。”“据说当时你们常扮演共和派及佛朗哥派做游戏。您能给我讲讲这方面的情况吗？”“埃内斯托从小就迷恋军事。他心思不在军队的秩序和服从方面，而是在战略和指挥方面。他创作了一种游戏，结果成了我们最喜欢玩的游戏之一。就是用泥土、石块或弄到什么就用什么堆垒成掩体，进行战争游戏。我们分成两派，相互投射‘子弹’，就是当地一种树结的果实，呈圆球状，核是奶状液体，外壳坚硬。”格瓦拉家的亲戚，作家奥拉西奥·洛佩斯·达斯·埃拉斯也有类似的讲述。他在《切之前的格瓦拉的岁月：在阿尔塔格拉西亚、科尔多瓦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那些年》一书中讲到：这个家庭的一位近亲，卡门·德拉塞尔纳的丈夫，记者卡耶塔诺·科尔多瓦·伊图乌鲁，作为《批评日报》的记者被派去参加西班牙内战。卡门是埃内斯托的母亲最信赖的姐姐，一个人带着两个幼小的儿子：费尔南多和卡门西塔，她需要找一家人做伴。
内战开始时，小埃内斯托8岁；结束时，11岁。三年内战期间，他亲耳聆听了关于国际政治的热烈谈话，一般都是些像他这样的小孩不爱听的话题。
格瓦拉家对共和事业的同情不仅表现在家庭语言上，给家里的吉祥物取名内格里塔，纪念胡安·内格林这位共和军将军，或者表现在对流亡者的热情接待上，他们还为共和军流亡者募集资金和食物。他的父亲埃内斯托·格瓦拉·林奇就是一个援助组织的推动者。
小埃内斯托一定是想继续了解更多关于那场可怕战争的情况。除了其他书，他一定会读他的姨夫科尔多瓦·伊图乌鲁写的《人民领导下的西班牙》。（洛佩斯·达斯·埃拉斯，61）他的母亲在未来的切成长过程中同样起了重要作用。卡利卡·费雷尔回忆：有一天，父亲埃内斯托也许觉得，趁着我在场，他可以有一个临时同盟，于是，对塞莱利亚说：“你瞧瞧，这个放纵的小东西干的事。我们不留神他就不见了，不知道他会捅出什么娄子。这都是因为你那样教育他的结果。”“你到底想怎样教育他？是在温室里吗？小心，别出去，别干这个，别做那个……不……我一定要他像普通小孩那样生活。”他每天带到家里吃饭或睡觉的朋友都是矿工的儿子，全是工人的或饭店职员的儿子。所有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人，他都敞开双臂欢迎。
所有这些小孩们已经知道，在比利亚尼迪亚他们会受到非常安逸的接待。在格瓦拉家，总是有地方玩，有东西吃。如果客人带着一位新朋友来，这位朋友会受到欢迎。
“我们大约十个小孩在玩耍。”胡安奇洛描绘道。“下午近5点的时候，妈妈叫他们喝牛奶。”“快，快，叫你们呢。”我们对他们说。
“不，不！”埃内斯托总说，“我们都去喝牛奶！”如果我们十个小孩在玩耍，我们就十个小孩去喝牛奶。这个家里不在意是穷人或是富人，是黑人或是白人。（洛佩斯·达斯·埃拉斯，63）卡利卡·费雷尔在（（从埃内斯托到切））一书中证实格瓦拉全家同穷人的紧密关系。让我们看看她的叙述：埃内斯托和家里其他人一样，既同阿尔塔格拉西亚最体面的阶层交往，也有很多几乎不识字的朋友。这些小孩在谢拉饭店的高尔夫球场当球童，家庭寒微，都是看管闲置房舍的佃户们的儿子。我们常和他们一起到山里远足。
11岁在这小小年纪，他已经萌生打抱不平和运用武力捍卫自己权益的意识。
1939年发生的一件事就是例子。当时大西洋对岸爆发了一场可怕的战争。他和弟弟一起求得父亲同意，去一个地主的庄园收葡萄，挣些钱。2月学校在放暑假。母亲已经允许，所以父亲埃内斯托也就同意了。他在一个场合曾说：“我总认为教育孩子最好的方法是给他们提供变成男子汉的机会。”完全出乎预料，四天后，两个采葡萄的人回来了。小埃内斯托哮喘发作，同时把庄园主的情况告诉了父亲：“是一个狗屎般的高乔人！我感觉到哮喘要发作，就告诉他我不能继续干了，请他把该付的工钱付给我们，因为我们得回家。他只付给我们一半。
他的这种做法是不道德的，而且据说这不是第一次。你和我们一起去揍瘪他。”15岁1934年，埃内斯托已经涉猎历史和经济方面的书籍。他推崇像马克思和列宁这样的作者。这时他的朋友阿尔韦托·格拉纳多和参加抗议游行的其他同学一起被关进了监狱。他们的游行是抗议警察对大学的干预和对大学校舍的侵占。埃内斯托和阿尔韦托的弟弟托马斯·格拉纳多去监狱探视关在监狱里的阿尔韦托，而阿尔韦托则要求他们：同其他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要求立刻恢复他和同他一起被捕的同学们的自由。让我们看看阿尔韦托·格拉纳多本人在他的《同切环游南美》一书中是如何回忆这一时刻的：我必须承认，切驳回我的请求使我感到惊讶：“算了吧，伙计！走上街头白白吃警察的棍子，让他们打得头破血流吗？不，亲爱的朋友。除非给我一把‘Bufoso’（左轮手枪），否则我是不会走上街头的。”我的心凉了。他当时以瞧不起的目光看着我，仿佛在说，你别傻，我不会在这等事上浪费时间。他当时看我的那种神情我还记忆犹新。（格拉纳多，56）就是在这时候，埃内斯托开始发现，要推翻一个制度只有通过使用武力才有可能。
他11岁那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而且从一开始他就以极大的兴趣关注局势的发展。战争期间，他在房间里挂了一张地图，用彩色大头针标明欧洲战场新的复杂局势。西班牙内战期间他就是那样做的。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他家里订阅的一份名叫《自由法国》的杂志上刊载的战争照片和报道，温贝托·帕拉西奥回忆说。（洛佩斯·达斯·埃拉斯，81）他父亲报名参加一个反法西斯团体：阿根廷行动队。儿子随其步伐走，报名参加阿根廷行动青年团（格瓦拉·林奇，《我的儿子切》，269），一个准备应对希特勒意外胜利的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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