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中国传统文化对生命的塑造
个性包含着共性，一般的社会和文化理论可以作为探讨中国问题的基本依据；同时，共性不能代替个性，中国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和现实问题，这就需要进入到具体的历史境遇中去，在社会文化变迁的整体中去探讨“人”的问题。
轴心时代中国文化精神的生成
中国传统文化在数千年的演变中历经波折延续至今，在世界文明发展历史中表现出了强烈的个性。在此，可以在“时代”与“时代问题”的视角下观照这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化的发展。时代提出的问题推动中国文化不断自我超越；在对时代问题的回应中，中国文化逐渐塑造了自己独特的品格和精神，形成了绵延不断的历史传统。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中国社会形成了十分稳定的结构，文化的个性与命运则在社会结构的形成和断裂时期最突出地表现出来。此时，时代的印痕格外深刻，时代与文化的关系也格外清晰。
春秋战国便是这样一个时代。此时，中国社会经历了一次大变革、大动荡、大转折，文化也有了一次大发展。在世界历史上，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把这段时期称作“轴心时代”。他提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在不同地方分别经历了一次文明的爆发并确立了今天人类仍然赖以生存的精神基础。在这个时代，人们开始意识到个人在整体中的存在，意识到自我以及自身的极限，于是开始提出一些问题并寻求解脱和救赎。在清楚意识到自己能力的极限时，人也为自己确立了最崇高的目标。可以看出这是觉醒的时代，人们开始提出一些形而上的问题。在西方，苏格拉底向人们提出问题并不断诘问。在东方，屈原在《天问》中提出了众多问题，这不仅是屈原的问题，也是那个时代的疑问。不管是苏格拉底的追根溯源还是屈原的向天叩问，都可以看做是一种成长的表现，是人类从懵懵懂懂的混沌状态走向觉醒的过程。抽象的、根本性的问题的提出是文化发展的一个标志，这是时代的精神和文化所必须面对的问题，表明人的理性反思和追问已达到新的高度。
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革。铁器的发明和使用提高了农业生产力水平，各国先后进行了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革，这一改革已突破了西周的模式。从文化上看，周朝赖以立国的礼制受到了各方的挑战，孔子感慨道：“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转折的时代常常混乱而复杂，交织着矛盾与紧张、毁灭与建构、焦灼与期盼、正义与邪恶。传统的价值与秩序正遭遇破坏而走向崩溃，“天下无道”是这个时代的总特征。于是时代问题凸显出来：如何重建社会秩序和价值体系？寻“道”成为时代的总要求。在寻“道”的路途上，恩想家成为时代的领跑者，他们身上折射的不仅是个人的命运，更是时代和文化的命运。如雅斯贝尔斯所言，作为人类思想的“范式创立者”，苏格拉底、耶稣、释迦牟尼和孔子确立了各自不同的文化范式，塑造了人类生活的基本格局和方向。
在这一大转折的时代，中国思想和文化领域空前地活跃和繁荣，各种思想、各种流派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在跌宕起伏、动荡不安甚至朝不保夕的残酷现实中，不仅展开了一幕幕惊天动地、波澜壮阔的生活斗争画卷，而且产生了争奇斗艳的灿烂思想景观。动荡的生存现实、捉摸不定的诡谲命运让人们不得不竭尽生存的智慧，也正是这种变动不居的生活为思想的创造提供了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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