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改组的深层原因
这次改组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自此，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不再由基督教青年会高层职员执掌，标志着其与基督教青年会完全脱离了干系。事实上，1931年夏天，余日章以健康原因辞去执行委员会的委员长之职，由浙江兴业银行的徐新六暂代。1932年分会改组后，陈立廷虽然暂时保留了执行干事的头衔，但实际处理具体事务者是刘驭万。次年，刘驭万正式接任执行干事。改组后，中国分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也即会长，均由学界领袖人物担任。继胡适（1932~1946）之后，出任会长的是蒋梦麟（1940~1946），1946年后，胡适再度担任会长。
在表面上的人事变动的背后，此次改组有着深层的原因，与中国分会自身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改组又对分会日后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
首先，此次改组是为适应中国分会作为一家学术性团体的发展的需要。太平洋国际学会及其各国分会之发轫与基督教青年会有着密切关系，但成立后不久，尤其是当它将自身定位于研究性机构之后，它即日渐脱离与基督教青年会的联系。就中国分会而言，1926年，太平洋国际学会总干事戴维斯到中国各地访问，据他考察，北京、天津一带的学术研究机构更为集中，因而产生了以京津知名学者充当未来中国分会领导者的想法。不过他也意识到，在当时的条件下，中国分会仍需依靠基督教青年会的组织来进行发展。①1927年后，中国分会的基督教青年会的色彩逐渐淡化，即便如此，二者之间的关联始终是使学会在国内遭受非议的一个因素。另一方面，中国分会逐渐将自身定位为学术团体，为突出这一性质，于1931年初，由“中国太平洋国交讨论会”更名为“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随着研究工作的进展，它与各地研究机构和学者的联系不断加强，其中，平津地区的南开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处的学者在其研究工作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加以当时交通、通讯条件的限制，中国分会逐渐形成了一种分工局面：分会的事务所设在上海，而平津地区的学者成为其研究工作的核心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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