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1月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题报告明确指出：“我们一定要适应实践的发展，以实践来检验一切，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要谱写新的理论篇章；要发扬革命传统，又要创造新鲜经验。善于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显然，这种实践，既包括经济的、政治的，也包括含有学术研究、文艺评论和教育在内的“文化”的。而“当今世界，文化和经济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全党同志要深刻认识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
2003年10月8日，《人民日报》专门发表了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和人民日报文艺部在北京联合主办“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繁荣文艺创作”座谈会的消息报道。座谈会上，在京的数十位专家学者结合文艺作品中涉及的历史题材问题，围绕文艺创作中的历史观念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达成了重要共识。
根据上述“十六大报告的精神”和“座谈会的共识”，我们认为：
郭老对宋玉作品的曲解、人品的歪曲和形象的丑化，可以说是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是狭隘的阶级观点、单一的政治视觉以及简单的配合、比附的功利主义史观的反映。他对宋玉的学术研究，是不大严谨的，几度陷入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他对宋玉的艺术表现，是不够严肃的，实际上走进了历史实用主义的怪圈。
当然，郭老在宋玉问题上的失误，是有其复杂而深刻的政治、社会、历史和个人认知等多方面的原因的；在早已逝去的那个特殊的历史阶段，郭老个人是根本无力、也不可能超越他所处的历史阶段的局限性的。对此，我们应当予以理解；更何况，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我们不能苛求郭老；我们绝不能因一眚而掩大德。郭老仍然是町与鲁迅先生媲美的中国20世纪最富时代特征和个性特点的文坛巨星；他对中国革命和礼会进步及人类和平事业所作出的历史贡献，都是不可磨灭的，现在，我们之所以要质疑郭老，指明郭老在宋玉一事上的失真，纠正郭老在对待宋玉上的失误，分析郭老在曲解宋玉上的思想轨迹，决不足为了攻其一点不计其余、全盘否定郭老。我们是怀着卜分崇敬的心情，为着维护郭老所矢志追求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而进行思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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