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民国三大文妖”的误读,一直持续至今依然存在。他们曾经光芒四射的思想,在历史的珍宝库中濒于泯灭;他们那些散发异彩的学术著作,封存在故纸堆中蒙满了灰尘。<br> 时间的年轮运行到了21世纪,社会的宽容尺度大幅度提高了,性不再是千夫指的罪孽,讨论性学似乎也开始变得时髦起来。对于淹没在历史深处的先行者,人们开始投注了更多的目光。张竞生的性学著作正在开禁解冻,其描写个人性史情史的随笔集《浮生漫谈》在书店里热销,以往的误读不断得到纠正;刘海粟则比张竞生幸运许多,他的大师位置,很早就得到了社会的承认,估计这与他从事美术有关——尽管人们在“大师”前往往要加上“叛逆”二字,称他是“叛逆大师”;而就在前不久,东方卫视制作的专题片《大师黎锦晖》首次热播,即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人们传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便已如雷贯耳的那个名字,哼唱着那些脍炙人口的童谣和爱情歌曲,感叹唏嘘不已。<br> 终于,我们有了机会,对三位声名狼藉的大师作客观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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