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银胜，资深传记作家、学者。198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任教于顾准先生生前工作过的上海立信会计学院。著有《顾准传》、《顾准的最后25年》、《才情人生乔冠华》、《乔冠华全传》、《潘序伦传》、《潘序伦教育思想研究》、《王元化和他的朋友们》、《红色名媛章含之》、《周扬传》、《贾樟柯传》。编有《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顾准文集》(增订珍藏本)、《顾准再思录》、《钱谷融：闲斋忆旧》、《我的人生档案：贾植芳回忆录》、《多情莫笑我：黄宗英回忆录》、《记忆的修复》等。

    《顾准再思录》可谓是顾准研究资料的集大成之作，分量颇重，意义深远。书中所收文章之来源，既有顾准先生的亲人，也有与顾准先生共事多年的战友；既有政府官员，也有理论界的名儒宿彦，以及来自顾准先生母校上海立信会计学院的研究者。《顾准在思录》的出版，不但对研究中国当代思想史和杰出的思想家顾准，带来极大的便利，更期望能激发起如顾准般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那份敢于对国家、对社会例出反思、自审的精神。
    谨以此书作为心香一瓣，祭奠顾准先生的在天之灵。

    1995年，我国出现“顾准热”的时候，我正身处异国他乡。回国以后，陆续收到三本有关顾准的著作：《顾准文集》、《顾准日记》、《顾准寻思录》。我如获至宝，反复研读。如饮甘露，似嚼橄榄，受启发良多，余味无穷。对顾准的认识比过去全面、系统、准确、深化多了。当此纪念顾准九十诞辰之际，作为顾准多年的同事兼学生的我，也来步学术界的后尘，对他作些追思，以期集思广益，交流切磋。
    不具慧眼，难识真佛。要说跟顾准的接触与交往，笔者比一般局外人士要多得多。我不仅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室、息县干校与他共处多年，而且还于1966年将近一年的期间里，在房山县大韩继村建筑工地上与他一道被监督劳动过。其实我们经常交流思想、谈古论今。偶尔也开开玩笑，苦中作乐一番。是年，他51岁，我30岁，可称得上“忘年交”。他是性情中人，口无遮拦、爱发议论、锋芒毕露、喜怒常形于色，生气时也会骂娘。与这样的人相处，不累，还挺有意思。说实在的，当年虽说我很佩服他：会计专家、英语精通、学贯中西、敢讲真话等等，但没有达到眼下学术界对他评价的高度；卓越的思想家、预言家、中国改革开放的启蒙者与理论先驱等等。综观顾准的方方面面，以上评价恰如其分，绝无溢美之嫌。大凡要较全面准确地认清与评价历史上的一位卓越人物，往往需要在他身后若干年或甚至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这兴许是一条客观规律吧。正所谓：草色遥看近却无。
    当年，他是“极右分子”，我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其时，我还不到而立之年，怎么就摊上了这么可怕的罪名？说起来是“水土不服”，时机不巧所至。
    我在1960年秋，从莫斯科大学经济系毕业归国，分配在经济所工作。1961年夏，被下放到河北省昌黎县人委财委从事协助管理集市贸易的工作。农村集市自1961年初开放以后，对促进生产、改善人民生活起到很好的作用。到了1962年4、5月份，传来关于集市要重新关闭的小道消息。我写了一篇《昌黎农村集市贸易调查报告》，寄回所里。里头讲了一些在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看来是修正主义，至少是“右倾”的观点，诸如：农村自由市场利多弊少，不可时开、时关；对集市应“统其大纲、无为而治”；长途贩运不应算违法，只要对生产有利的就是合理的；农业生产应以经济杠杆为主，思想教育为辅；农村一次次整风不能解决干部民主作风问题，关键是规章制度，不可一个人说了算，应搞包产到户作权宜之计等等。9月份，所长孙冶方给我回了封亲笔信，说《调查报告》很好，已在中央内部刊物《财经通讯》发表，受到首都各界重视，请继续调研，及时上报，供中央决策参考云云。我有些小虚荣心，将此信给不少人看过。到了1964年10月，康生派了一个庞大工作组到经济所搞“四清”。当工作组向我要孙冶方的这封信时，我把它烧掉了。我刚回国不久，实在不知道政治运动中“反戈一击有功”之类的新道德标准，还自认为这是古之“君子”、国际上之“汉子”的行为。这是“水土不服”所至。为什么说“时机不巧”呢？后来得知，1961年1月份召开的中央“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被迫作了些检讨，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把陈云请出来主持恢复经济的工作，推行了一系列实事求是的经济政策，经济很快有所好转。这期间，彭德怀提出“本反”的申诉，又出了小说“刘志丹事件”。毛泽东开始反击，在1962年8月的中央北戴河会议上，以及9月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为纲，强调“从现在起，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正在这节骨眼上，孙冶方说我的《报告》受到首都各界重视，要我继续上报。这不是蓄意地组织人马与毛泽东唱对台戏吗？我将这么重要的“罪证”付之一炬，很可能惹怒了“四清”工作组、上面的牵线人康生之流。于是我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罪名是“运动中烧毁重要罪证”。这样，我日后就经常需要与顾准这类“分子”为伍了。
    ……

序（陈敏之）
辑一 顾准其人其事
怀顾准（王元化）
我与顾准（陈敏之）
关于顾准的一件重要史实（张劲夫）
我眼中的顾准（王 蒙）
中国需要这样的思想家——纪念顾准诞辰80周年（吴敬琏）
从一些片断看顾准的学术生涯和感情世界（赵人伟）
追思顾准（陈瑞铭）
面影和命运——顾准先生二三事（楼肇明）
竺可桢日记里的顾准（樊洪业）
感悟顾准在会计领域的成就与影响（董付君、罗 旭）
顾准的非凡人生（罗银胜）
新知识分子——顾准（罗银胜）
孙冶方与顾准的友情（罗银胜）
两位真正的思想家——记王元化与顾准（罗银胜）
听吴敬琏先生谈顾准（罗银胜）
辑二 顾准思想研究
重读顾准笔记：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陈敏之）
顾准的道德实践（许纪霖）
顾准与韦伯：不容忽视的遗产（罗 岗）
研究顾准的意义所在（丁 东）
由顾准的一封信想到王芸生（谢泳）
夜读顾准（吴中杰）
思想者顾准（骆玉明）
鲁迅与顾准（钱理群）
文化英雄、文学想象与身份焦虑（李 勇）
顾准论：人类是否真正需要理想主义？（张远山）
论权力的分化和私人占有（周铁水）
解读顾准对民主制度产生的论述（周铁水）
痛苦的顾准（周铁水）
只因顾准的思想变成铅字（邵燕祥）
顾准的“雅努斯”现象（李国文）
顾准和李贽（吴远鹏）
1970年代中国的异端思想：以顾准和王申酉为例（蒋贤斌）
辑三 探求与争鸣
把顾准还给顾准（旷为荣旷新年）
顾准与卢森堡（靳树鹏）
还是要把顾准还给顾准（旷新年）
顾准是想象出来的吗？（靳树鹏）
顾准著作刊布考（罗银胜）
答罗银胜君有关顾准著作的书信（承公侠）
民主：不是结婚，而是谈恋爱（伍立杨）
把顾准还给历史——顾准的诞生与争论（蒋贤斌）
有很多顾准（黄一龙）
谈顾准的《会计原理》（潘序伦李鸿寿等）
后革命与中国传统政治——再读《顾准文集》（俞可平）
从近年出版的两部史著看当代中国史学理论的危机（何新）
专制主义的学理依据与人性根源——从顾准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说开去（陶东风）
温故之思——《希腊城邦制度》读后（张国擎）
求真之道——读顾心解（张志忠）
义无反顾地探索——读《顾准日记》（高光）
《顾准笔记》引发的思考（李一蠡）
思想的碰撞与对话才是最好的纪念（河西）
愧对顾准（朱学勤）
请尊重本民族的思想家——纪念顾准诞辰90周年（傅国涌）
国学热中话顾准——纪念顾准诞辰90周年（袁伟时）
顾准思想的继承和研究（徐友渔）
从虔诚的朝圣者到批判的勇士：论顾准的思想成因及转变（周铁水）
顾准的悲哀（杨植峰）
附录
赖有斯人慰寂寥——顾准诞辰90周年的回忆（林蔚）
三十六年寻梦路而今迈步从头越——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团寻访息县东岳纪实（李 玉）
后记（罗银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