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勤华，男，1955年3月生，上海市人。华东政法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博士。
    自1984年以来，共出版《西方法学史》、《英国法律发达史》、《中国法学史》（2000年两卷本、2006年三卷本）、《20世纪日本法学》、《法律文化史谭》、《律学考》、《西方宪法史》、《西方民法史》、《法律移植论》等五十余部专著及合著；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法学》、《法学研究》、《中外法学》、《法学》等刊物上发表论文一百五十余篇。
    曾于1988年4月至1989年4月、1993年4月至1994年10月两次赴日本东京大学法学部进修法制史。
    1992年10月起，享受国务院专家特殊津贴。
    1995年8月起任中国儒学与法律文化研究会副会长，1997年1月起任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2000年4月起任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会长。
    1999年，被评为“中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

    《中国法学家访谈录》分为六卷：第一卷，采访的主要是1935年之前出生的法学家；第二卷，主要访谈1948年之前出生的法学家；第三、第四、第五卷，主要访谈1949年至1960年期间出生的法学家；第六卷，主要访谈1960年之后出生的法学家。
    《中国法学家访谈录》是一部当代法学史作品，采用当事人访谈的方法，通过对亲身经历或接触过历史上的事件、人物和文献的当事人进行采访，根据其回忆描述，再现以往社会生活的原貌，以抢救新中国法律、法学发展的活的史料。

    志的独立性，将使法人拟制的观点事实上滑向法人否认说。我国民法的法定代表人制度限制了法人结构中意思自治原则的适用，同时也不利于保护善意第三人，因而有必要借鉴其他国家的立法经验，重新塑造我国的法人代表制度。我认为基于法人财产形式的多元性，法人财产权应为一个权利束：其是法人所拥有的各种具体的权利、法益的抽象。这个抽象在以企业为标的的交易中具有简化交易的意义，同时还使得法人的具体财产权利形态得以摆脱民法狭窄的财产制度局限，呈现出开放性和多层次性。
    第三，法人的团体人格，在法律技术上直接来自于法人的权利能力。法人权利能力的意义，在于奠定法人团体人格的基础，塑造法人对于权利、义务的承载能力，从而使得法人在权利、义务的归属上与个人划清界限。与此同时，由于权利能力并不能使人现实地取得其主观权利，所以权利能力的实质在于权利取得的可能性，它与民法的形式公平观念相联系。正因为如此，权利能力，即权利取得的可能，不能等同于权利能力的结果，即权利取得的现实。法人目的或经营范围的存在，恰恰是对于法人权利能力结果的限制，因而不能认为是对于法人权利能力本身的限制。
    第四，法人是否必须以出资人的有限责任为必备要素。我国现行民法确立的法人独立责任及其成员有限责任的立法模式，发端于上世纪8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的需要。然而时至今日，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向法律提出了协调商事主体法定主义与私法自治原则、根据不同的法人类型确认多元责任形式的要求。同时，因不符合上述立法模式而长期游离于民法调整之外的公法人、财团法人，也有在今日纳入到法人制度中予以整合的必要。基于此，我得出了法人的独立人格并不与成员的有限责任相联系的结论——团体一旦被法律赋予权利能力，即成为享有独立人格的民事主体，而其成员承担责任的方式却不一定是单一的。据此，在未来民法典中重构我国开放型民事主体制度时可做如下选择：第一条思路是维持现行民法自然人、法人的二元结构，并扩展法人概念的范围，即法人不以成员承担有限责任为限，还应包括承担无限责任的法人以及其他公法人和财团法人等。第二条思路是采取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团体的三元结构。对于其中的“非法人团体”，应予说明者有二：一是这一概念除包括商事合伙组织外，也包括无权利能力社团，以因应我国民商合一的体例；二是在立法技术上，应当抽象出非法人团体的一般规则，而避免固定其具体的类型，从而为单行法的制定，以及新的民事主体类型的确认预留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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