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勤华，男，1955年3月生，上海市人。华东政法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博士。
    自1984年以来，共出版《西方法学史》、《英国法律发达史》、《中国法学史》（2000年两卷本、2006年三卷本）、《20世纪日本法学》、《法律文化史谭》、《律学考》、《西方宪法史》、《西方民法史》、《法律移植论》等五十余部专著及合著；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法学》、《法学研究》、《中外法学》、《法学》等刊物上发表论文一百五十余篇。
    曾于1988年4月至1989年4月、1993年4月至1994年10月两次赴日本东京大学法学部进修法制史。
    1992年10月起，享受国务院专家特殊津贴。
    1995年8月起任中国儒学与法律文化研究会副会长，1997年1月起任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2000年4月起任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会长。
    1999年，被评为“中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

    《中国法学家访谈录（第1卷）》分为六卷：第一卷，采访的主要是1935年之前出生的法学家；第二卷，主要访谈1948年之前出生的法学家；第三、第四、第五卷，主要访谈1949年至1960年期间出生的法学家；第六卷，主要访谈1960年之后出生的法学家。《中国法学家访谈录》是一部当代法学史作品，采用当事人访谈的方法，通过对亲身经历或接触过历史上的事件、人物和文献的当事人进行采访，根据其回忆描述，再现以往社会生活的原貌，以抢救新中国法律、法学发展的活的史料。

    记：那当时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有去苏联留学的吗？
    马：法律系并没有，其他的院系有。
    记：1952年，您回到了武汉大学教书，那对于1952年院系调整以及带来的人员调整，您能谈一下吗？
    马：1952年院系调整时，武汉大学的老师并没有动，法律系被保留了，中山大学法律系被撤销后，谭藻芬（女）、曾昭琼、曾昭度、尚彝勋等九位老师来到了武汉大学。湖南大学的曹罗瀛、曾广载以及厦门大学的薛祀光（专攻债法）等人也来到了武汉大学。
    记：“反右斗争”中武汉大学法律系的一些老师也被划为“右派”，能谈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吗？
    马：我给你们讲一下韩老师（韩德培）被打为“右派”的情况吧。韩老师当时是知名学者，我们属于年轻老师，我当时还只是一个讲师，当时的矛头也就对准了韩老师，一再动员他进行“鸣放”，实际上他并没有“鸣放”，他是很谨慎的，一直都没有讲，在最后一次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要他“鸣放”，他说：今天已经晚了，我就不再“鸣放”，我现在可以给大家做个“电影预告”，我下一次“鸣放”。“电影预告”是什么意思呢？每周六我们都放电影，放完电影以后，就有一个电影预告，就是下星期放什么电影。韩老师借用“电影预告”这个词，意思就是说，我现在不“鸣放”，下一次“鸣放”。后来就批判他为“电影预告”，因为下一次形势已经转变了，所以他也就没有“鸣放”。这就成为他的一大罪状。再一个，他有一个名称叫做“山中宰相”。这些都被作为他的罪状来对他进行批判。
    记：那“反右斗争”中您被划为“右派”了吗？
    马：我被划为“右派”了，当时的一些具体情况我也记不大清楚了。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我们法律系的书记对一个年轻老师的评价很高，说他是出淤泥而不染，意思就是说我是染的了，韩老师是我的老师，我们跟韩老师也保持了比较好的关系，也没有对韩老师进行评判，所以他们就认为我跟韩老师划不清界限。后来我对这个很不满意，我就在《武大战报》上发了一篇文章，题目叫“某某某是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吗？”用来反驳那位法律系书记的话，当时我说的有些话就被认为说得不妥当，是对党进行攻击。这是一件事。另外一个是，当时已经是1957年了，新中国建立已经这么多年了还没有一部刑法典，法院判案没有依据。当时我们学校有一个代表要出席人民代表大会，就通过广播问大家有没有议案，有的话就提出来。我当时就写了“希望尽快制定刑法典”这样一个议案交给她，其中就说：这么多年了我们国家都没有刑法典，使得法院审理案件没有依据，对法院审理案件造成不便，希望尽早制定刑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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