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桑植
我们(即作者同何其芳及鲁艺同学)由湘鄂边境的战事谈到长沙大火和他(即贺龙同志，下同)的故乡桑植。
“据说，桑植就是从前的夜郎国，——所谓夜郎自大呀。”
他半眯着眼睛，意味深长地笑了。
“人民强悍得很！”他接着说，态度变得认真起来，“从前老喜欢械斗，打死个把人不算回事。马江口一家姓顾的，为一点小事，叔父把侄儿杀死了；侄儿的两个儿子赶场，在路上拦住这个叔公，又把他杀了，连手连足都砍了，头也砍了。都才这样高的人呢！”
他比着高矮，在一种苦恼的兴奋里沉默下来。
“同志！”他随又叹息道，“这就是野蛮呀！”
我们请他告诉我们械斗最普遍的原因。
“这多啊，”他伸出手，扳着手指头讲起来了，“为世仇，为正月里赛灯，为水，为界址，经常都是引起械斗的导火线！一闹大了，总是成千上万的人参加。经常打得头破血流，就是把皇帝老子搬出来都挡不住！”
“可以举几个实例吗？”
何其芳追问着，但他似乎没有听见。因为他的脸上依旧兴奋而又苦恼，眼光聚拢着，紧闭着嘴，好像他又重新看见了那种大胆粗豪的风习，或者如他所说的野蛮的生活场面了。
“不过野蛮虽是野蛮，”他忽又显得满意地注视着我们，声调柔和起来，“也有他们的长处呢：朴质，好胜，有骨气！不管是拿官、拿钱都买不到他。并且很勇敢——单跟着我就牺牲了不少的人。”
他骄傲地，然而略带忧郁地笑了。
他从裤袋里摸出烟包，装上烟吸起来。这一些都照例做得那么从容，那么有条不紊。而且，在装好烟后，照例十分巧妙地把烟斗送进卷起的手指间，几转，去掉那些尘埃一般的烟末。
这中间，我问起桑植从前贫富之间的关系。他笑答道：“阶级关系相当尖锐。就拿放利说吧，有大加一，跟斗翻，我自己家里就是被剥削的。小时候的事情我还记得，借钱付利不算，还要说好话，送人情。可是，穷人也并不弱呢！一到年成饥荒，总是一个吆喝，就把地主的谷子分了。”
父亲
“一年天旱，农村里吃大户，闹得轰轰烈烈。眼看城镇上的老百姓也动起来了，公家就借了一批谷子粜米。因为我父亲是缝工(即做衣服的裁缝)，一边种一点儿地，家里糊不圆了，也跑进城去籴米。带着我同他一道，担了这么大一对箩筐，你想，这装得到多少呢！
“粜米的地方在大堂边，那好多的人啊！你挤我，我挤你的，都想早一点把米搞回去下锅。可是那些狗腿子偏不肯发，要等杜老爷来了再说。杜老爷是房里的老典，很有势力，他是主办这一件事情的。这有什么办法昵，大家只好等下去了。
“可是杜老爷不来，而籴米的人愈来愈多，都在往前面挤。这把那些差人惹毛了，拿起皮鞭就打！……
“我父亲拳术很好，可以打十几个人，就去讲公道话。
“大家是来籴米的，不是来挨皮鞭的，怎么要乱打呢！？’
“话才说完，那些狗腿子就给他一鞭子；他一闪，鞭子恰恰打在我手上，这一下把我父亲惹毛了！……
“我父亲立刻把我抱起，挤出去，搁在人堆外面一个高坎上面，说，你把箩筐看好！就又跑转去了，把鞭子夺过来，给他好一阵乱打。随后杜老爷跑出来，又叫他一顿打起。那真搞得痛快呢！可是结果开来一批堂勇，把我父亲抓去关起来了。
“好在我们两个堂叔出力，才关了一夜就放出来了……”
姐姐贺英
我向他提起他的大姐贺英(亦叫贺民英)同志。他第一次向我提到这个杰出的女性是在延安。她是他初次参加民族解放运动的唯一合作者，而在以后，每次遭到失败，她都帮助他重新成立起队伍。她是在1934年[应为1933年]的湘西游击战争中牺牲的。
“她并不懂得理论，”握着烟斗，他曾经背靠在延安一所平房的柱子上给我说道，“但是她的理解力很强。胆大，天分比我们高多了。她说队伍要‘武’，就是说要打仗，‘不武’就要坍台！”
他得意地微笑了。……
但使我发问的，是他在抗大女生队成立时的一场讲演。在这场讲演中他曾经谈到贺英同志，后来听讲者之一——我爱人黄玉颀，把她自己的感奋和当时的情形全部告诉我了，所以我就从这点说起。
“听说毛主席那天也很兴奋呢。”我加上说。
“好像有这回事。”他含糊地回答说，接着却又认真地说了下去，“她确实很能干，不管多少队伍，她都能够统制。她知道怎样使用干部。许多土匪头子都怕她，那些人正像大山里赶下来的猴子，调皮得很。我第一次成立红军的队伍，就是她分给我的。”
他顺下眼睛，陷入了深思，一面静静地吸着烟斗。
“就拿给养问题说吧，”一分钟后，他又不大自然地继续说道，“哪里像这样，半天还弄不到吃的！她总是自己骑匹骡子赶在前面，队伍一到，什么饭呀、水呀通弄齐了。”
19岁，搞湘西暴动
“我才10岁就一个人到四川涪陵做生意，一来一去千多里路，沿途都是土匪。还到过贵州做马生意，总是百十匹的买；放到辰州去卖。一直把赚的钱玩光了才回家！……”
大约忽然想起了年轻时候他所接触过的旧社会生活，而这样的生活早已同他水火不相容了，他忍不住笑起来。
“就是1915年反对袁世凯当皇帝，那时候我的岁数也并不大呀，”他接着说，“才19岁！同盟会要我搞湘西暴动，我说好吧，立刻就找些人把石门县的团防局的枪提了。转来碰见我的叔父，我说，斋公！我们去提盐运局的枪好吧？于是气都没歇，我们又掉转头搞盐运局去了。这一来我们就去进攻大庸，人数也增加了。”
“你们还没有看见农民轰动起来的时候那个隋形啊！简直挡都挡不住！凡是和我认识的年轻人，都参加了。都是一律打扮，挖了云子的白绸短打，黑纱套头——后面拖这么长！不过因为城里住着一旅北洋兵，打死我们好几百人，第三天上，剩下来的几乎全跑光了。”
“这都是小事，”他愤愤地继续说，“最坏的是那班势利鬼。你刚搞对了的时候，他捧你，说，这些茅荆条了不得，说干就干！你一失败，他就把嘴一撇：这些人都搞得出事来吗？我早就说过吧！”
他闷着脸停歇下来，仿佛他正面对着那种渺小庸俗的市侩一样。而那位年轻秘书于是带点挂虑问道：
“后来又怎样呢？”
“后来我把剩下来的队伍拖到辰州，跟着就下野了……”
沉默一会儿，他接着又说：“虽说是下了野，被摘了兵权，因为一个民军领袖的地位依然存在，所以当时新上台的督军谭延闽，不但没有把我当成一个不折不扣的仇敌，还委为督军署的咨议，并且拨出进口的两只粮船让我收税；但我跑到长沙去了。”
“我记得是坐的戴生昌的船，”他回忆着说，“路上打了账房一顿，就东西也不要，跳上岸走了！但是到了长沙，更加闹得厉害，酒馆、戏院，没一处没有我，简直一塌糊涂！”
他纵声大笑起来，之后，却又用一种哲学家的口气说：“不过，胡闹是胡闹，同志！长沙这两年的生活，对我的影响也蛮大呢。知道了很多很多事情！……”
和县衙的领班打官司
“你们不要看，”次日下午，他又来同我们谈起他的幼年，“我小时候还打过官司呢！”
“大家都晓得的，清朝时候一个领班那多凶啊！什么案件都要先经过他，手下总是养起好几十个徒弟。我们县里的领班叫陈小涛，无恶不作，随便提人呀，勒索呀，什么坏事都干。他的两个儿子更是豪强霸道，没有人惹得起。一骑起马来那个劲呀，不管人哟，摊子哟，撞翻了你自己倒霉！
“有一次，他跑到我们那里去了，照例骑起马在街上乱撞，我就拖出一根棍子，站在大门口说：‘是好样的你给老子来撞！’
“这个狗娘养的硬是撞来了呢！我就给他一顿打起。许多哥兄弟呀，也都出来帮我。因为满街全是我们姓贺的。还不到半点钟，就打得他头破血淋，赶紧跑了。这一下大家好开心呀！
“可是，一跑回去，马上就在衙门里告了我，大家就又替我担心起来了，说，这下怎么办呢？我父亲也有点着急。到了审问那天，把我们族里的好多有功名的人都请来了，预先教了我怎样做口供，免得取不脱手。因为实际上是我打了别人呀！
“你们没有看过清朝时候问案的情形，好威风哟！你一跪下去，就夹棍、板子，啪地一声堆在你面前。……
“说起来我也蛮胆大呢，我才不管你那一套！我说‘我怎么敢打他呢！我在街上买东西，他们骑起马乱撞，把我的酒罐呀，油罐呀，全碰烂了，要他们赔，还打我一顿！……’
“除了这个，我另外还有个供词，是一个姓王的举人教给我的。这个举人和陈小涛不对得很——这也是个无恶不作的恶棍，后来叫老百姓杀了。他要我暴露陈小涛的黑幕：怎样勒索人，挖苦人，见钱就想。并且要我咬定那个小领班是下乡抓人的。所以，结果连陈小涛的领班也革职了。”
“这样说，你不是很年轻的时候就讨厌官府了？”
“很小我就讨厌官府了！记得10岁左右的时候，我们镇上来了一个禁烟委员，有喝道的，堂勇哟，一大串！这种情形在小孩子的眼睛里多好玩呀，我就跑拢去看。可是，还没有走近身，就一阵吆喝，把我赶起走了！连街沿都不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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