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泽厚认为，《论语》这本书所宣讲、所传布、所论证的那些“道理”、“规则”、主张、思想，已代代相传，长久地渗透在中国两千年来的政教体制、社会习俗、心理习惯和人们的行为、思想、言语、活动中了。它已成为规范整个社会活动和人们行为的准则和指南，并且“百姓日用而不知”，由文化而心理，不仅极大地支配和影响了人们的思想、理解和认识，而且他作用于人们的感情、想象和信仰，是有关中国文化的某种“心魂”所在。孔子和《论语》所代表的儒学，在塑建，构造汉民族之化心理结构的历史过程中起到了无可替代、首屈一指的严重作用。
　　因为重要，李泽厚重新译注了《论语》，并围绕今日如何读《认语》这个中心，写下了自己的评论、札记和解说，统称为“记”。它们长短不一，品类不齐；或讲本文，或谈哲学；或发议论，或表牢骚；或就事论理，或借题发挥；并无定规，不一而足。

　　学而第一
　　共十六章
　　1.1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译】
　　孔子说：“学习而经常实践，不是很愉快吗？有朋友从远方来相聚，不是很快乐吗？没有人了解自己，并不烦恼怨怒，这不才是君子吗？”
　　【注】
　　刘宝楠《论语正义》（下简称《正义》）邢疏云：自此至尧日是鲁论语二十篇之名及第次也。……案：古人以漆书竹简约当一篇，即为编列，以韦束之。
　　程树德《论语集释》（下简称《集释》）马融日：子者，男子之通称，谓孔子也。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下简称《朱注》）：习，鸟数飞也。学之不已，如鸟数飞也。
　　【记】
　　作为论语首章，并不必具有深意。但由于首章突出的“悦”、“乐”二字，似可借此简略谈论（《今读》的一个基本看法：即与西方“罪感文化”、日本“耻感文化”（从Ruth Bene-dict及某些日本学者说）相比较，以儒学为骨干的中国文化的精神是“乐感文化”。“乐感文化”的关键在于它的“一个世界”（即此世间）的设定，即不谈论、不构想超越此世间的形上世界（哲学）或天堂地狱（宗教）。它具体呈现为“实用理性”（思维方式或理论习惯）和“情感本体”（以此为生活真谛或人生归宿，或日天地境界，即道德之上的准宗教体验）。“乐感文化”“实用理性”乃华夏传统的精神核心。
　　作为儒学根本，首章揭示的“悦”、“乐”，就是此世间的快乐：它不离人世、不离感性而又超出它们。学习“为人”以及学习知识技能而实践之，当有益于人、于世、于己，于是中心悦之，一种有所收获的成长快乐。有朋友从远方来相聚会，旧注常说“朋”是同学（“同门曰朋”），因此是来研讨学问，切磋修养；在古希腊，“朋友”也是关于哲学、智慧的讨论者。其实，何必拘泥于此？来相见面，来相饮酒，来相聊天，不也愉快？特别又从远方来，一定是很久没有见面了，在古代，这就更不容易，当然更加快乐。这“乐”完全是世间性的，却又是很精神性的，是“我与你”的快乐，而且此“乐”还在”悦”之上（并见6.11）。“悦”仅关乎一己本人的实践，“乐”则是人世间也就是所谓“主体间性”的关系情感。那是真正友谊情感的快乐。这里愿抄引陶渊明思念朋友的诗：
　　霭霭停云，濛潆时雨，八表同昏，平陆依阻。静寄东窗，春醪　独抚，良朋悠邈，搔首延佇。
　　停云霭霭，时雨漾漾，八表同昏，平陆成江。有酒有酒，闲饮东窗，愿言怀人，舟车靡从。
　　东园之树，枝条再荣，竞用新好，以招余情。人亦有言，日月于征，安得促席，说彼平生。……
　　情真意深，不必作各种穿凿解释。诗人通过写这首诗，读者通过读这首诗，岂不使自己情感更深沉？这就是说，人类的一些基本情感本是生物性的，动物也有友谊和友情，包括狗、马对主人的亲密依恋等等。但把情感保存、延续和提升到如此高级水平，触景生隋，借景抒情，却正是文化的功绩。这首诗如同孔老夫子这句话一样，它们都在塑造人的情感心理。文化使情感人化。友谊、友情的快乐正是通过文化的积累又特别是文学艺术作品的直接塑造，而在人的心理中培育成长。这首陶诗便是一例。年轻时大概很难欣赏这首诗（以及整个陶诗），但有了足够人生经历之后，便不同了。这就是我说的“积淀”。“积淀”是一种“文化一心理结构”（cultural—psychological forming），亦即所谓“自然的人化”，亦即人之区别于动物的“人性”所在。
　　当然，“情”有好些不同的层次。在《美学四讲》中，我曾分出审美的悦耳悦目、悦心悦意、悦志悦神三层次。其中，“悦”神”的层次，就接近或进入某种宗教境界或宗教体验。它以“天人交会”、“天人合一”为皈依或指归。“悦志”则充满了悲剧精神，特别是因为无人格神的设定信仰，人必须在自己的旅途中去建立依归、信仰，去设定“天行健”，并总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没有任何外在的拯救、希冀和依托，因此其内心之悲苦艰辛、经营惨淡、精神负担便更沉重于具有人格神格局的文化。中国实用理性之所以强调韧性精神、艰苦奋斗，其故在此。中国乐感文化之所以并不浮浅庸俗，其故在此。其中许多哲理近乎常识，却仍然深沉，其故在此；世俗中有高远，平凡中见伟大，这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以“即世间又超世间”的情感为根源、为基础、为实在、为“本体”。因人的生存意义即在此“生”的世间关系中，此道德责任所在，亦人生归依所在。儒学以此区别于其他宗教和哲学。
　　关于“人不知而不愠”，将在以后章节中讨论，这里暂不多论。
　　本章开宗明义，概而言之：“学”者，学为人也。学为人而悦者，因人类即本体所在，认同本体，“悦”也。友朋来而乐，司见此本体乃群居而非个体独存也。“人不知而不愠”，则虽群却不失个体之尊严、实在与价值也。此三层愈转愈深，乃“仁”说之根本，乐感文化、实用理性之枢纽，作为《论语》首章，不亦
　　1.2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译】
　　有子说：“做人孝敬父母，尊爱兄长，而喜欢冒犯上级官长的，少有。不喜欢冒犯上级而喜欢造反作乱的，从来没有。君子在根本上下工夫，根本建立好了，人道也就生发出来。孝敬父母、尊爱兄长，就是人的根本吧？！”
　　【注】
　　《集释》陈善《扪虱新语》：古人多假借用字。《论语》中如“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又曰“观过，斯知仁矣”。又曰“井有仁焉”。窃谓此“仁”字皆当作“人”。王恕《石渠意见》：“为仁之仁，当作人，盖承上文‘其为人也孝弟’而言，孝弟乃是为人之本。”
　　【记】
　　“仁”是孔学的根本范畴，是人性结构的理想。由“礼”归“仁”，是孔子的创造性的理论贡献，我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已经讲过了。孔子通由仁而开始塑造一个文化心理结构体，如说得耸人听闻一点，也就是在制造中国人的心灵。所以我才说，孔学（或儒学）半是宗教，半是哲学。因为它虽然没有人格神的上帝，但在塑造、形成、影响中国人的心灵上，与基督教在西方社会并不相上下。而儒学之所以不是某种抽象的哲学理论、学说、思想，其要点之一正在于它把思想直接诉诸情感，把某些基本理由、理论，建立在情感心理的根基上，总要求理知与情感交融，至今中国人仍然爱说“合乎情理”、“合情合理”，便是它的表现。本章即如此。今日来读，应该甩开那些什么“犯上作乱”等等过时的具体主张或要求，甩开那以为这样就能够使政治清明，天下太平的幻想（详后章），而注意它的特征在于：把“人”或“仁”的根“本”建立在日常生活即与家庭成员的情感关系之上。好些动物也乳幼抚小，但幼小长大，便离“家”独立，不再复归，因此也很难说什么儿女对父母的感情。孔学儒家教义的特征之一，从所谓“三年之丧”，到孟子和王船山所说“人禽之别”，首先强调的正是这样一种“家庭”中子女对于父母的感情的自觉培育，以此作为“人性”的本根、秩序的来源和社会的基础；把“家庭价值”（family value）置放在人性情感的层次，来作为教育的根本内容。
　　如何维持社会的稳定、生存和延续。从孔老夫子到现代，一直是一大难题。当今自由主义（个人权利、公平竞争、优胜劣败：强凌弱）与民主主义（公众意志、人民民主、社会福利：众欺寡）的两难困境，J.Harbermas想以“主体间性”的“商谈伦理学”来作调解。中国儒学重人轻法，现在倒转过来以法治为主后，是否仍可吸收中国传统强调建构人性以稳定社会的想法，重情感、修养、家庭价值、主体间性以作出某种转化性的创造呢？似有许多具体课题值得深思。
　　1.3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译】
　　孔子说：“花言巧语，虚颜假色，这是很少有仁爱的。”
　　【注】
　　《正义》包曰：巧言，好其言语；令色，善其颜色；皆欲令人说之。
　　【记】
　　上章从积极方面规定“仁”；这章从消极、否定的方面规定“仁”，即强调“仁”不是某种外在的华丽，指出外在的容色和语言都应该服从于内在心灵的塑造。过分的外在雕琢和装饰不但无益，而且有害于这种塑造。在原始巫术礼仪中，巧言令色而无真诚情愫，乃大罪恶而不可容许者。
　　“仁”的特征是“爱”。朱熹把“仁”说成“爱之理，心之德”，建构天理人欲的宇宙伦理秩序以统治人们（详2.8），近代谭嗣同、康有为则把“仁”拟之于“以太”、“电”，等同于宇宙的最后实在以贯通万事万物，来为其“自由、平等、博爱”的近代观念作哲学根本（见拙著《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今日如果重建以“仁”为“体”的哲学基础，那就是我所谓以心理——情感为本体。它将既非宇宙的“以太”，也非超越（不管是外在的超越或“内在的”超越）的“性”“心”，当然更不是种种外在的华丽。
　　1.4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译】
　　曾子说：“我每天多次反省自己。为别人谋划考虑，尽了心没有？交朋友，有没有不信实的地方？所传授给别人的东西，自己实践过吗？”
　　【注】
　　《集释》宦懋庸《论语稽》：说文以阳之一，合阴之二，其数三。史记律书：数始作于一，终于十，成于三。盖数至于三，阴阳极参错之变，将观其成。故古人于屡与多且久之数，皆以三言。如颜子三月不违，南容三复，季文子三思，太伯三让，柳下三黜，子文三仕三己，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三嗅而作，三年学，三月不知肉味，皆此意也。
　　郭翼《雪履斋笔记》：曾子三省，皆指施于人者言。传亦我传乎人。传而不习，则是以未尝躬试之事而误后学。
　　【记】
　　人处于“与他人共在”的“主体间性”之中。要使这“共在”的“主体间性”真有意义、价值和生命，从儒学角度看，便须先由自己做起。所以这不仅是交友处世的“君子”之道，而且也是稠密人际关系，并将这关系置放于很高地位的自我修养和自我意识。这章特点是反省自己对这种“主体间性”的忠诚度，具有浓厚的宗教情怀，即宗教性道德的追求色调：“主体间性”在这里即是上帝，对它的反省（自己的过失和不足）即是面对上帝的悔忏。曾子是儒学中宗教性道德的传人。但儒学（包括曾子）又毕竟不同基督教的悔罪，尽管兢兢业业，如临深渊，但中国仍然没有那种与生俱来罪孽深重的原罪观念，较少恐惧性的自我折磨和摧残。相反，以为宇宙的生存、自然的存在、人的生命都是好的，以一种肯定的、积极的情感色调来解述和规范它们，作为最高准则的“主体间性”乃是此岸的人际、人群和人生，亦即不是因为上帝叫你“爱人”因而去爱人，而是“爱人”本身乃上帝，这里的“三省”亦如是。
　　最后一句今天无妨释作：自己所讲授所写作的东西，认真思索过、研究过或实践过吗？很好的自警语，今日之“谬种流传，误人子弟”，特别是言行不一，品学分离者，盖亦多矣。时。”
　　1.5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
　　【译】
　　孔子说：“治理有千辆兵车的国家，慎重、敬畏地处理政事，恪守信任，节省开支，爱护人民，差使老百姓选择农闲的时候。”
　　【注】
　　杨伯峻《论语译注》（下简称《杨注》）：古代以农业为主，“使民以时”即是《孟子?梁惠王》上的“不违农时”。
　　【记】
　　《论语》一书讲政治极多，大同小异，将在以后篇章继续评论。这里应首先提出的是，《论语》和孔子本人都有很多关于政治方面的讲述，并且放置在很重要的位置上，即使是曾参学派的记录传承，也仍可看出。所以儒学决不是专谈道德和心性。这也就是我所强调的“如何活”非常重要，它在“为什么活”（道德等等）之前的道理（参见拙作《哲学探寻录》）。宋明理学和现代新儒家对此重视、分疏极为不够。“敬”字多见于《论语》，乃一重要范畴。它既是一种外在态度，更是一种内在情感，源起于巫术礼仪中对上帝鬼神的尊敬畏惧，理性化后转为生活态度和情感要求，成为人性塑造的一个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由对鬼神的敬畏、敬重转化为对人事、伦常、政务的敬畏、敬重，再表现为对客观理则的敬重、敬畏。这一范畴（“敬”）可与Kant强调的“道德感情乃敬重”相比拟，即与喜悦、快乐无关，从而才能与一切功利主义彻底脱钩。但Kant的绝对律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无上崇高，高踞感性世界之上，与儒学以“仁”为本，不离感性，亦可同等崇高，又仍是两个世界（天国/人世）与一个人生之分。而中国之所以是“一个世界”，盖因巫术世界观之直接理性化（通过三礼、《周易》），此乃中国古史及思想史之最大关键，亦梁漱溟所谓中国文化之“早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容后详论。
　　1.6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译】
　　孔子说：“年轻人在家里孝顺父母，在外面敬爱兄长，谨慎、信实，博爱群众，亲近有仁德的人。做了这些还有剩余力量，就学习文献知识。”
　　【注】
　　《杨注》：弟子一般有两种意义，（甲）年纪幼小的人；（乙）学生。这里用的是第一种意义。
　　【记】
　　这里并无什么“哲学”、“智慧”或“知识”，而仍然是“做人”的非常具体的规范，但又并不只是处世格言。尊敬、爱戴兄长叫“悌”，指的是同家族、宗族、氏族的同辈而年长者，非仅现代小家庭的兄弟。“泛爱众”也指与本氏族的成员们普遍地友爱相处。
　　……

前言
论语  孔子对话录
学而第一
为政第二
八佾第三
里仁第四
公冶长第五
雍也第六
述而第七
泰伯第八
子罕第九
乡党第十
先进第十一
颜渊第十二
子路第十三
宪问第十四
卫灵公第十五
季氏第十六
阳货第十七
微子第十八
子张第十九
尧曰第二十
后记
附录一  情本体、两种道德和“立命”
附录二  谈“恻隐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