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许广平写于五十年前的1959年8月，11月底完成，虽然不足十万字，但对于当时已六十高龄且又时时被高血压困扰的母亲来说，确是一件为了“献礼”而“遵命”的苦差事。看到她忍受高血压而泛红的面庞，写作中不时地拭擦额头的汗珠，我们家人虽心有不忍，却也不能拦阻。文章完成后，起初在北京一本期刊《新观察》上连载，1961年5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第一版印刷二万一千册．当年9月第二次印刷，数目不详。此书出版在当时影响可谓不小。它为广大读者、尤其是鲁迅研究者提供了第一手的史料，但是也引起了一些学者质疑。造成这样的结果一方面是作者对一些历史事件与人物的认识存在局限性，另一方面应归结于当时的写作环境。正如许广平在《前言》中所述，此书是在“社会主义风格的创作方法(就是个人执笔，集体讨论，修改的创作方法)”下完成的，确切地说许广平只是初稿执笔者，“何者应删，何者应加，使书的内容更加充实健康”是要经过集体讨论。

　　这时鲁迅的回答是“我还不能带住！”教导学生要“壕堑战”；要不作无益牺牲；要“准备‘钻网’的法子”；“如果逼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时候，没有法子，就短兵相接。”倘使敌人“‘用阴谋’与‘装死”’来对付，事情是僵持下去，拖下去不容易解决了，则“已没有中庸之法”。在这里，鲁迅启示给青年的战术是：“随时用质直的方法对待。”（见两地书）这个教育，这个指示，非但平时反抗用得着，就是战时军事上也运用得着，暗暗符合于解放战争的获得胜利，有名的坑道战运用到朝鲜前线也使敌人胆寒力竭，俯首就范。这不是说，鲁迅会那么预见，能料到解放战与反侵略战的种种成因后果，对付方法。而是一切压迫者被压迫者从你死我活中得出的经验，战斗可操胜券的不易的真理。
　　鲁迅是一个战士，指挥者是党，是党的领导。他只担任一方面——思想上的方面，如同党的宣传部的一员。他时刻想着如何才能尽力做好宣传，唤起群众的工作。虽然那时党没有明确给予他责任，但真理只有一个，这就是：遵革命之命的文学。
　　他叫青年“少看中国书……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见《青年必读书》）。
　　胡乱行动也不妥当，就要懂得什么是可行、应行的。于是他想，“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而且还是准备‘思想革命’的战士……待到战士养成了，于是、再决胜负。”（见《通信①》）
　　他自己也承认：“这种迂远而且渺茫的意见，自己也觉得是可叹的。”（见《通信①》）
　　但读者也不要忘记了时代，拿我们现在的眼光、的环境来设想，问鲁迅当时为什么就不直接参加党的活动？党的活动，包括工农兵大众，以及其他一切群众。鲁迅做思想工作，专门向知识分子以及他周围的群众说话，是整个与局部的不同，而局部有时也影响到整个的局面。鲁迅长期以来是这样做了。用他那匕首、投枪，向周围黑暗势力——他所最熟知的——冲锋陷阵。首先解除人们的顾虑，要“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见《忽然想到[五至六]》）
　　胡风之流的反动和歪曲，借鲁迅的话达到他蒙蔽青年的目的，就是把1925年的时代，搬到解放之后了。那就变成了违反时代，远离事实，借鲁迅之名行反动之实。
　　还是这一年五月的杂感上，鲁迅以无比的热爱，爱现在，“应该是执着现在，执着地上的人们居住的。”要以“勇者愤怒”的心情，向不合理的社会奋斗，要再接再厉的行动，向旧社会作不容情的斗争。如果是真的爱“只有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二六时中，没有已时者有望。”（见《华盖集》）

序：妈妈的心血
前言
一、从“五四”到“三一八”
(注：《回忆录》中章名为“‘五四’前后”)
二、女师大风潮与“三一八”惨案
三、鲁迅的讲演与讲课
四、北京时期的生活、读书
(注：《回忆录》章名为“北京时期的读书生活”)
五、所谓兄弟
六、厦门和广州
七、我又一次当学生
八、同情妇女
九、内山完造先生
十、向往苏联
十一、瞿秋白与鲁迅
十二、党的一名小兵
(注：原名“在党领导下的活动工作点滴”后又删改)
十三、为革命文化事业而奋斗
十四、与北新书局的关系
(注：第十四章“与北新书局的关系”手稿目录未刊出)
附录一：许广平对三次来访的创作组成员的谈话记录
附录二：许广平在电影座谈会上的发言
附录三：演员于蓝回忆与许广平的四次谈话
附录四：李立三的谈话纪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