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益（1915年一2009年），著名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文化史学者、诗人。祖籍安微盱眙（今属江苏淮安），生于天津。
　　1934年赴英国牛津大学莫顿学院研究古希腊罗马文学、中古法国文学及英国文学。抗日战争时与吕叔湘、向达等友人在伦敦华侨中作救亡工作，出版中文报纸。1940年回国任重庆大学副教授。历任贵阳师范学院英语系主任、成都光华大学英文教授、编译馆编纂、外文出版社翻译专家等。1993年获颁香港大学名誉博士。著有《零墨新笺》、《零墨续笺》、《译余偶拾》、《赤眉军》等。与夫人戴乃迭合译有《离骚》、《史记选》、《汉魏六朝诗文选》、《汉魏六朝小说选》、《唐代传奇选》、《宋明平话小说选》、《聊斋选》、《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学界称其“翻译了整个中国”。
　　译者简介：
　　薛鸿时，1936年生，1954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受业于胡稼贻、孙瑞芹二先生。1978年后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为英美文学研究室研究员。学术专著有《狄更斯评传》等，译作有《董贝父子》、《阿格妮斯·格雷》、《传奇与现实主义》等。对乔治·吉辛亦有研究。

　　《杨宪益自传》内容包括：家世、读书和入学、在学校、出国、美国见闻、伦敦、欧洲各地的旅行、从英国到瑞典、在牛津、学校之外、戴乃迭、回国之前、回国之际……

　　天地间有这样一个巧合：中国文学翻译界的泰斗杨宪益、戴乃迭，是中西两极、阴阳合璧的伉俪。杨酷爱中国文学，精通英语、希腊语及拉丁语；而戴又是生活在中国，选中汉学专业，秉天赐良机地与杨同读于牛津大学，相识相爱，携手同袍，译坛共步，风雨沧桑。一个英国文学培养出来的汉学家，一个汉儒教训而成的英文学者。造物者也真是具有伟大而神秘的魔力，竟早就出了这么一对译界合欢花。
　　——石梅

　　第二年，即1932年，日本开始在上海制造麻烦，他们袭击当地的中国守军——十九路军。中国军队与日本侵略军在上海进行苦战，战争持续了两个多月。我们每天都迫不及待地阅读报纸上关于战况的报道，每当出现中国军队在战斗中没有吃亏的消息时，我们就会向周围的朋友和邻居们传播好消息，并大声欢呼。全中国人民把捐款送到上海前线，支援我们的爱国士兵。中央政府又一次对抗战行动无所作为。最后十九路军被迫从上海撤退。然而日本当时对侵占长江流域还准备不足。他们仍需要巩固已占领的中国东北地区。于是他们签订了停战协定并暂时从上海撤离。当时我正在上高中一年级。这一时期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在天津，中国警备力量与日本浪人之间不时出现偶发的冲突。家里出于安全考虑，决定迁出日本租界，搬到法国租界去住。
　　除了那些年少气盛、头脑发热的爱国活动以外，当时我的主要兴趣还在于阅读和写诗。我读了更多的旧体诗，从上古一直到现代。晚清时期具有爱国内容的诗歌，例如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作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模仿他们的风格来写诗。我还记得写过一首咏物诗，写的是我买的一尊意大利石狮像。我在诗里说到意大利共和国的建立以及朱赛贝·马志尼，将意大利和中国对比。后来我把这首诗丢失了。我写另一首咏雪诗是受了雪莱《云雀颂》的感发。我在诗中将纷纷飘落的雪片比作诗，比作音乐，比作战士和为革命殉难的烈士。我在诗的末尾几行表达了自己决心有朝一日为革命献身、要把世上的污秽清除干净的愿望。这仅是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充满稚气的幻想——当时我只有十七岁——但它显示了我早年爱国的和革命的感情是何等炽热。它或许还预示了我日后将走的道路。这首诗我现在还有。那是几年前我的一位同班同学寄还给我的，他是我往日的诗友之一。当时他把这首诗抄录了一份，经过漫漫岁月，这首诗又回到了我手中。
　　当时我还读过许多西方诗歌。我最初感兴趣的是美国诗人朗费罗和英国诗人丁尼生的作品，因为这是年轻的中国学生最先读到和能读懂的诗，接着我阅读拜伦、雪莱和浪漫主义时代的其他作品。中学时代临近结束时，我的兴趣主要放在一些法国诗人身上，例如：波德莱尔、瓦雷里、兰波、戈蒂埃和马拉美。出于某种原因，许多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似乎对那一时期的法国文学情有独钟。我知道有好几个朋友的情况都是这样的。我记得那一时期我喜爱的一部长篇小说是戈蒂埃的《莫班小姐》，它实在算不上是什么伟大的文学作品。我不但读，还试着把我喜爱的一些诗歌翻译成中文旧体诗。我记得我最初的翻译尝试之一是朗费罗的一些诗，接着是莎士比亚戏剧中的诗，例如《暴风雨》中的一首歌，随后又翻译了古希腊女诗人萨福的一些断章。当时我不懂古希腊文，萨福的诗当然是根据英译本转译的。我对文学翻译感兴趣是从那一时期就开始的。我忘记说了，我当时用中文旧体诗形式翻译的作品还有弥尔顿的《欢乐颂》和《沉思颂》。
　　我记得1933年我十八岁时的一个有趣的插曲。我们的学校新来了一位中国校长。以前的校长是英国人，他就是年长的老师、传教士哈特博士。但是，中国地方当局那个时候决定这所学校应该属于中国，由中国人担任校长。于是学校决定聘请黄佐临先生当新校长。黄先生曾在曼彻斯特大学攻读戏剧，不久前刚从英国归来。他在我们学校仅仅工作了一年多一点。他旋即返回英国，在剑桥大学研究西方戏剧，学成归国后当大学教授，后来成为戏剧权威。他是中国最优秀的戏剧导演之一。他现在八十多岁了，仍健在。他是一位道德高尚的、非常好的人。我和他很熟，对他非常敬仰。在他担任我们学校校长的那一年里，我和他发生了一次面对面的冲突。我领导了一次纪念国耻日的罢课活动。他作为新任命的校长出面干预，让我们停止罢课，否则将承担后果。我没有听他的。当然，后来我们这些学生知道了他是个好人，就把这场风潮平息了。他在天津的那一年里，用英文创作了一部以战国时代为背景的历史剧，讲的是吴国国王迷恋美女西施，结果导致亡国。这部戏剧在某个实验剧场演出过两三场，观众人数很有限。扮演男女角色的都是没有舞台经验的业余演员。他们是从各个学校选来的能讲英语的年轻人，扮演女主角西施的那位姑娘名叫张美如，是我的同班同学李亚福的未婚妻。我演的是一名在吴王自杀前命令他投降的士兵。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正式登上舞台演戏。我还记得，我的台词只有一行，显然是一个非常次要的角色。我扮演的那名士兵手持宝剑冲上舞台，他以严厉的口气用英语说：“放下你的剑，大王。流血是不必要的。”国王以惊恐的目光盯住我看，心里明白他已经没有指望了，于是就伏剑自尽。后来我上牛津大学读书，到剑桥大学去探望黄佐临时，还向他提起过这一有趣的插曲，引起我俩好一阵大笑。
　　1934年我毕业了，准备进中国的大学。当时中国有好几所好大学。在北京的最有名的大学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我想上清华或北大，不过燕京大学的入学考试是提前举行的，燕京是美国教会大学，与我校有特殊的关系。我校的优秀毕业生如想进燕京，只需考英语、数学两门，再加上一次智商测试就行了。我参加了考试，主考官们说我的智商和英语成绩好极了，不必上大学一年级，可以直接上二年级。然而我还想参加清华和北大的入学考试，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它使我的整个计划都改变了，我没有进中国的大学而是去了英国。

第一章 家世
母亲日后告诉我，她生我之前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只白虎跃入怀中。算命先生说，这既是个吉兆又是个凶兆：这个男孩长大后不会有同胞兄弟，他的出世还会危及他父亲的健康；然而，他在经历重重磨难和危险之后，将会成就辉煌的事业。

第二章 读书和入学
学校里的大部分课程我都喜欢。我的英国文学和中国文学成绩远比其他学生好，数、理、化、史、地我也都爱学。我喜欢证明平面几何的一些定理，最后加上Q，E，D(证明完毕)字样，因为这是训练逻辑推理的好办法。

第三章 在学校
我参加了考试，主考官们说我的智商和英语成绩好极了，不必上大学一年级，可以直接上二年级。然而我还想参加清华和北大的入学考试，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它使我的整个计划都改变了，我没有进中国的大学而是去了英国。

第四章 出国
那时候的我，非常任性，我是家里的小主人，决不受任何人的欺负。也许这和中国人民的感情有关，中国人总觉得所有西方帝国主义都想来欺负我们，当时的我，心中正充满这种情绪。

第五章 美国见闻
在我们的行程即将结束时，我忽然有了自信，便一边下棋，一边和那个英国人聊起天来。从此以后，我讲英语似乎已轻松自如，再也不会张口结舌了。

第六章 伦敦：
保罗总觉得我的思想更加活跃，所以他说我是达达尼昂，他是波赫多斯，他们都是大仲马《三个火枪手》中的人名。可惜少了阿拉密和阿托斯。保罗是由罗马尼亚政府派到英国来的，他说自己是个保皇派，和某部的一位高级官员关系密切。但是我们俩从不详细谈论这些情况，当时我们对欧洲政治并不很感兴趣。

第七章 欧洲各地的旅行
他告诉我说，他的眼前出现了大海。他看到了大西洋的景象。那里有一位美丽的英国金发少女，她正在为我憔悴。我俩尚未相遇，但不久以后就将见面，许多奇妙的事情和冒险经历正在前面等待着我们。

第八章 从英国到瑞典
听完演讲他离席时，他看见我和其他几名中国学生一道正站在门口，各自手持一顶帽子用以接纳捐款。他显出非常惶惑的神情，他和我道别时偷偷地往我的帽子里放了一张十英镑钞票。我向他致谢。他看到他年轻而富有的中国朋友竞会做出乞丐的行径，一定感到十分震惊。从那以后，我俩再也没有发生任何联系。我从事反日，宣传，忙得要命，也顾不得这些了。

第九章 在牛津
我记得有几个晚上，我跟他去了当地的酒馆，喝啤酒，还和当地工人一起玩掷镖游戏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在和当地工人玩掷镖时有好几次投中了靶心。当地人很惊奇。他们把我举到一张桌子上去站着，大家高声喊道，如果我回去打日本，他们愿意追随我，参加我的游击队。这是个令人振奋的场面。

第十章 学校之外
我攻读法国中世纪文学的时间很短，但正是在这期间，我遇到了我未来的妻子戴乃迭，她也在学法国文学。我们俩曾在一起听课。后来我改学英国文学以后，她也决定放弃法国文学，改学中国文学。当时牛津大学刚开始设置中国文学荣誉学位，她是攻读中国文学荣誉学位的第一人。

第十一章 戴乃迭
乃迭和我决定订婚，我在校园内的宿舍里举行了一次早餐会，我在会上宣布了我们订婚的消息，那天我的许多年轻的英国朋友都应邀出席了。我也曾向伯尼发出邀请，但他没有来，我再也没有见到他。

第十二章 回国之前
我在进牛津大学之前，曾读过一些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进牛津以后，又读了一些，一个中国青年倾向马克思主义，这决非偶然。我这一代人中的大多数都走了同一条道路。这是中国人民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向。

第十三章 回国之际
我决定带回国的书籍还装满了大约七大木箱。由海路托运到香港，等我到达那里时去取。但事实上我们再次见到这批书时已经是战争结束以后了。

第十四章 回国
我们从南安普敦开始我们的旅程，我们乘坐一艘小班轮，由一个包括两艘驱逐舰的护航队护送。我们穿越大西洋的航程平安无事，没有受到任何德国潜艇的骚扰。

第十五章 重庆
1940年秋天，当我来到重庆时，这座城市已挨过几次轰炸，但遭受的破坏并不大。然而，既然炸毁了一些房屋，城里就充满了无家可归的流民和乞丐，到了晚上，巨大无比的老鼠从阴沟里钻出来到处找食吃。这是个可怕的景象。

第十六章 结婚
我们从亲友中选定两位最有影响的人物当主婚人，一位是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另一位是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也就是我前面提到过我母亲的房东、我很不喜欢的那只“熊”。之所以选南开大学校长当主婚人，是因为我妹妹在重庆的南开中学教书。两位主婚人依次发表讲话并表示祝贺时，两对新人站成一排。我们向他们鞠躬致谢，整个仪式就结束了。

第十七章 贵阳
在贵阳期间。乃迭找医生就诊，发现她怀孕了。她写信告诉了在成都的母亲，她母亲在回信中建议她到成都去分娩，因为那里的医疗条件较好。

第十八章 成都
雇男仆比雇女仆要多花钱。但是，尽管他的工资比女仆的工资高，他除去给我们做饭以外，什么事都不干。于是我们不得不花大量时间照顾我们的第一个孩子，亲自给他洗尿布。我们第一个孩子是个儿子。我给他起名叫杨烨，但乃迭爱叫他“臭臭”，因为她觉得他身上的气味像臭鼬。

第十九章 国立编译馆
国立编译馆最初成立于南京，抗日战争爆发后迁至重庆。馆内有一百多位编辑和翻译，大多是以前在各个高校任教的教授或讲师。

第二十章 翻译工作
那些年里，我是个相当多产的作者，有很多论文和译作问世。假如我一生中的这个丰产期能持续得更久，我很可能成为一位历史学家，成为与中国古代史有关的各种课题的权威。但是，后来的事态发展使我离开了学术研究的领域。

第二十一章 离开重庆
这些书和照片统统损失掉实在太可惜了，可是我们还得庆幸自己没有在那艘船上，到达南京时我身边总算还留着少量书籍。至今我的书架上还有几本盖着日本戳子的书，作为对那个时代的纪念。

第二十二章 在南京
我记得，1948年和1949年初，我的教授月薪只相当美金八元或两袋面粉，在此期间，国民党政府正在走向崩溃。国币这么不值钱，要干六七份工作才能勉强养活一家人。
……
第二十三章 定居
第二十四章 解放（一）
第二十五章 解放（二）
第二十六章 解放初期
第二十七章 工作
第二十八章 毛主席的接见
第二十九章 50年代（一）
第三十章 50年代（二）
第三十一章 从1958年到1960年
第三十二章 60年代初
第三十三章 批斗
第三十四章 幻听
第三十五章 入狱
第三十六章 坐牢期间
第三十七章 出狱
第三十八章 回家
第三十九章 恢复工作
第四十章 访问各国
附录
此情可待成追忆——记戴乃迭生前二三事
未完成的心愿
抗日战争杂忆
年过八十
我的启蒙老师
记开始学外国文学
回顾我过去学习英语的经历
我学外文
略谈我从事翻译工作的经历与体会
记学写旧诗
关于我的打油诗——《银翘集》序
良师益友忆当年
回忆萧亦五同志
怀念老舍先生
回忆钱锺书兄
冀野和我
我和董乐山
我的一位加拿大朋友
译后记
百年恩怨须臾尽，做个堂堂正正人——新版《杨宪益自传》译后记
杨宪益先生大事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