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行风格”的提出
邱镇祁
1979年，我国处于一个大变革的时期，人们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禁锢的思想逐渐“解放”，一个“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时期到来了。其时，我自1975年即从《体育报》编辑部调返广东，成为报社“中南记者站”记者，朝夕在广东省体工队（二沙头） “泡”，尤其是足球队和水球队这两支“光棍队”，几乎天天必去，看训练，随队出征采访比赛。我那时才三十出头，比他们大不了多少，与那拨队员混得相当熟，可以说是无话不谈。至今三十多年过去了仍是好朋友，有些还成为挚友。那时容志行已成为广东足球队的主力，他与中锋魏崇金住在广东足球队最靠珠江边的一个房间，旁边就是广东体工队的饭堂。每当中午开饭时，我便到他们的房间，为的是“蹭”一顿饭。正是这样的“共同生活”，使我对容志行的人品、球品、训练和比赛作风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不少“故事”就是在吃饭、闲聊中印在我脑海中的。
1979年，我从记者站轮换到球类部（那时规定驻地方的记者轮流返京，回编辑部工作三个月），时值报社请新华社副社长杜导正到报社作“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报告，给我们思想上很大的启发。无巧不成书，杜导正同志是60年代初，由中南局第一书记兼暨南大学校长的陶铸同志，将其从新华社广东分社调任暨南大学新闻系主任，是我的老师。当报告结束后，我迎上去叫了一声“杜老师”，杜导正同志马上记起我这个学生，并说你在学校好运动，现在当体育记者，正好，但更要解放思想，冲破“禁锢”，善于发现运动员“闪光”的思想，加以理性的提炼，写出一些有分量的文章，不要怕被人一时误解，要把自己锻炼成一名出色的记者，我这个当老师的就满意了。良师一席话，颇有启发。那时我三十出头，血气方刚，时常有一股莫名的“冲动”。于是我把几年来对广东足球队的了解和采访材料进行了梳理，感到容志行的为人和比赛作风应是每个运动员的楷模。
而当时《体育报》为了迎接第四届全运会的到来，正准备宣传一些运动员的事迹，并给一些老记者布置了任务。我这个涉世未深，而且在球类部是“临时”轮值的年轻记者，竟然“斗胆”在部里开会时，提出要写一篇反映足球运动员容志行的重点稿，并依据容志行的好朋友、广东体委宣传处副处长、 《体育报》兼职记者翁澜前向我提供的一些容志行的基本素材，以及我采访和了解容志行的材料进行了说明。当时球类部主任马信德认为这是一个好题材，并代我向编辑部领导王承放、王云从、王舜华汇报，几位领导一致认为可以列入重点报道计划，并责成我尽快把初稿写出来，交大家讨论。我喜出望外，颇有受宠若惊的感觉。于是凭着一股冲劲以及对容志行的了解，“开夜车”一气呵成地写就了《足坛名将容志行》一文。当时我觉得容志行的人品、球风、精神已形成一种风格，但用什么词来定义这种风格呢？冥思苦想中我突然想起在二沙头看广东队训练时，一些围观的球迷在议论“这就是容志行的风格”。我灵机一动，干脆就用“志行风格！”这样既新鲜又响亮。
大标题《足坛名将容志行》，最后一段小标题明确突出“志行风格”，这在当时是“犯忌”的。因为在“文革”中运动员的名字不上大标题，几乎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何况在“志行”的名字后还冠上“风格”二字，更是有点“刺”了。当时几位领导都觉得文章可以，不需改动，但也有部分同志认为还是“稳”点好，建议将大标题和第三段小标题做适当的修改。而当时值班的常务副总编辑佘世光同志则认为不必改，好就好在标题上。既然有不同意见，就送国家体委党组审批吧。当晚子夜，国家体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党组秘书张彩珍给佘总打来电话，说文章已送国家体委常务副主任荣高棠审阅。认为文章很好，标题也不必改动。这样“一锤定音”，第二天《体育报》（1979年9月5日）在头版以大字标题“出街”。现在讲这个“讨论”和“审”的过程，也许让人觉得可笑，但在当时却是一个十分严肃的“政治问题”。
文章见报后，在体育界、新闻界引起了较大反响，尤其是“志行风格”的提法，以一个运动员的名字命名为一种风格，确实有点“新鲜”。但正如我在文里所写的，我只不过是将人们对容志行的评价用群众语言表达出来而已。随着第四届全运会的到来，提倡运动员要有一个良好的体育道德作风，中央各大新闻单位，如新华社、 《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都沿用并报道了“志行风格”，各地方报刊，尤其是容志行所在的广东省各新闻单位，也纷纷报道“志行风格”，并将其视为一名优秀运动员的行为标准，容志行也就成为了大家学习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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