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五四飞鸿：罗家伦珍藏师友书简集》篇幅所限，少数书信仅以释文呈现于解读之后，作为正文的补充，旨在于便利读者进一步的研读。编校过程中发现书信墨迹中的漏字、衍字和明显错误，都用方括号[ ]注明；释文中凡需阐述之处，则用括号（ ）或底注。此外，父亲师友们的大名对我自幼如雷灌耳，留下深刻印象的却寥寥无几，这些我称为“太老师”、“太师母”、“伯伯”或“伯母”的长辈，在我写的“解读”中，则统一尊称为“先生”。
九十年前发生的“五四”运动，无论在政治或文化领域中，早已成为一个广义名词，代表的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特定时代与思想主题。虽然持续出现过许多不同的解读和评价，当年所讨论的问题与二十一世纪中国人所面对的困境相较之下，并没有多大差异。从《五四飞鸿》的内容里，可以看到两代知识人的思想醒觉；对文化事业的责任感，以及在革新教育和学术研究方面的努力。另外所凸显的，是人际间的友谊、坦诚、互助、谦和，师长对后进的提携、关心、赞助，后辈的尊敬、感恩和图报。这些高尚、可贵的情操与风范，在当今的中国，仍然应该是人们的榜样和楷模。
2006年我的书《罗家伦与张维桢——我的父亲母亲》出版后，百花文艺出版社的责任编辑高艳华女士便向我建议，三年后应该再合作编一本五四时代人物的书信选集，作为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的献礼。时光飞逝，当我犹豫不决起步缓慢时，她总是锲而不舍，不断为我提供新的创意，以期完成这件有时代意义的任务。我们之间电子邮件的往来，大批资料的复印和邮寄，以及频频不厌求评的切磋，持续了将近一年之久。在此向她特别致谢外，还要感谢好友梁文蔷女士帮我拍摄字画和书信、汪珏女士为我辨识草字、解读典故与辞藻。在我写作的整个过程里，我夫张桂生永远是严格的评审兼热心的支持者；在《五四飞鸿：罗家伦珍藏师友书简集》编审的关键阶段中，责编和总编所表现的认真与耐心，反映了我们共同的心愿——对历史、对先辈、对读者的责任感，都令我铭感于心。最后为了破解一些文字上的疑难，高女士先后请教了国内著名书法家田蕴章、陈骧龙、韩嘉祥、李云光诸位先生。对他们的慨然帮助，在此也表示我由衷的谢意。《五四飞鸿——罗家伦珍藏师友书筒集》的完成，不仅是我对历史的一点交代，也是我对父亲逝世四十周年至诚的追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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