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虹：心有余悸，有过那个年代的经历。<br> 沈昌文：现在我退休了，当然我可以不那么想了，可是事情要有成效，必须要有一种坚决的主张，要有独断的主张，这是我的办法。所以讲起来我这个人是比较专制，比较独裁，可是我喜欢采取民主的形式，喜欢采取傻帽的形式。最好是在傻兮兮的帽子之下做一个独裁者，我觉得是领导人，像我们编一个小杂志的领导人最需要的气质。我讲的这些都是要挨骂的，我也只能挨骂了，对不起。（笑）<br> 晓虹：我觉得你说的里边有一种非常深刻的人生哲理，因为一方面您是民主了，另一方面您也集中了，但是另一方面您也把事情办成了，就是这样子。讲和听都是一种艺术，“听的懂”不容易沈昌文：我的领导比如说陈原先生，我有一篇文章不知道你看了没有，讲陈原的几句外国话，我文章没有写透，实际上陈原的每一句外国话背后都有深刻的用意。陈原碰到了不好解决的事情，难办的事情，他就跟我一句外国话。<br> 晓虹：那时候您都能够听得懂吗？<br> 沈昌文：那当然了，不但语言听得懂，要把背后的意思听得懂，那就更难了。<br> 晓虹：您书里说是有好多不可言说的事情。<br> 沈昌文：对，尤其是他那样的高级领导，他要说一句话，那就不好说得很透彻。<br> 晓虹：那样的话会不会很累，老是要去想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的？<br> 沈昌文：本来工作就应该这样做。<br> 晓虹：这是一种艺术。<br> 沈昌文：这是一种艺术，所以他的外国话水平比我更高了，我就到了能听懂他的外国话——也许一辈子他讲的外国话我没听懂的还多着呢。<br> 晓虹：实际上我们常常说，除了（学校）这种通常意义上的这种学习以外，实际上社会也是一所学校。我看到您的自传里说，您在陈原还有陈翰伯这两位老先生的旗下，觉得自己好像上了一个研究生班一样。我在看您的书的时候我也会有这样一个感觉，比如说您是从小时候从板缝里看这个世界，到了您在银楼里当学徒的时候，也是坚持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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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平（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
我今天能够做这些事情，放在过去的环境里边，不但不能做，连想都不能想，一想就是犯罪。现在已经可以做了。这样我觉得就很高兴，用一句蹩脚的英文讲“I am so happy”。
——沈昌文（《读书》前主编）
《绞刑架下》，这本书是捷克共产党员伏契克在1943年被希特勒杀害前在狱中写给他的妻子古丝坦的。作者伏契克说：“我爱生活，并且为它而战斗。我爱你们，人们……当你们也以同样的爱回答我的时候，我是幸福的。”在我一生中，一直到晚年，我仍然可以背诵其中使我热泪盈眶的许多片段。
——汤一介（哲学大师，北京大学教授）
科学事物，必须不断研究，认真实验，得寸进尺地深入、扩展，通过韧性的战斗，才可能获取光辉的成就。
——陈佳洱（著名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原北京大学校长）
我就感觉到人的一生总归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各种各样的痛苦，但是要完成自己的信念去做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最有意义的。也因为这个缘故，我觉得我应该尽自己的力量去把这件工作完成好，做完。
——草婴（著名翻译家）
当一个医生面对病人时，实际上他已经面对了整个社会。
——张丽珠（北京大学妇产科专家，中国内地第一例试管婴儿的缔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