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如，在“深州李氏”一族的研究中。祖无择《龙学文集》卷一五所载《文正李公魏国太夫人符氏墓志》一文至关重要。此《志》所述李氏族人中，李昉及其子宗讷、宗谔，宗谔之子昭述、昭遘及昭遘之子呆卿等皆为“闻人”，对李氏家族的兴盛各有贡献。但《志》中所述“故国子四门助教昭逸，今太子中舍、赐绯鱼袋昭迪，大理评事昭回，故大理评事、充宣化军使昭通，今大理评事昭逊，太常寺奉礼郎昭迈，太常寺太祝、刑部详覆宫昭述，三班借职昭运，太常寺奉礼郎昭遘，游士昭道，秘书省校书郎昭邈，太常寺奉礼郎昭适，二未仕昭选、昭逢”等等，不过明其子孙相继，代有其嗣，于所谓家族之“望”实在没有太大的关系。类似的情形，想必从事过家族研究的学者都会有同感。本书对“望族”阶层的考察，之所以要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到那些成绩卓著、久负盛名的名公巨匠身上，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事实上，一个家族能否成为望族，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各代成员中，必有一个或几个能够在仕宦、学术或诗文创作方面出类拔萃，因而受到当代或后世的赞美和推举；倘非如此，则系“田野无知之民”，其子孙再多，谱系再详尽，都不值得去研究。
相对于“家谱”或“宗谱”的虚妄和琐屑，行状、碑铭、墓志等传记资料更为可信，因为这些文章绝大多数是当时人根据死者亲友提供的资料而撰写的，其中有关传主、墓主生平履历、仕宦业绩、文章著述及婚姻子嗣的记载非常准确。当然，碑志作者也会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判断，对传主生前的言行作出适当评价；一般来说，这些评价总要以褒扬为主。或许正因为如此，像司马光那样的名流大家才不肯轻易答应有关撰写墓铭的请求，他说：“光向日亦不白揆妄为人作碑铭，既而自咎曰：凡刊璟金石，自非声名足以服天下，文章足以传后世，虽强颜为之，后人必随而弃之，乌能流永久乎？彼孝子孝孙欲论撰其祖考之美。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