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雅克·卢梭的境况迥然不同。他于1712年生在日内瓦，是瑞士人，新教徒，出身相当卑贱。他在法国或巴黎的社交场合中总是忐忑不安，没有自在过。他自幼缺少爱抚，16岁那年逃跑出来，多年靠打杂工糊口，譬如抄写乐谱等。他从事写作，但直到40岁才出人头地。他一向是个小人物，一个外来人。此外，他跟女人的个人关系很不顺，也不稳，最后与一个没有文化教养的姑娘黛蕾丝·莱瓦瑟同居。同住的还有她的妈妈，这个老女人总爱干预他的事务。黛蕾丝跟他生了五个孩子，他把他们全都送到孤儿院去。他没有社会地位，没有钱，没有钱的观念，到他出了名以后，他还得靠朋友的周济过日。忧郁和痛楚使他身心严重失调。他养成这样的感觉：谁都不能信任；那些想法帮助他的人，正在背后嘲笑他或出卖他。他谴责法国妇女的文化影响，尤其批评她们在巴黎沙龙所起的突出作用（“她们啥都不懂，虽然她们每事都评”）。他身受现在称之为心理情结的折磨，也许是患了妄想狂。他喋喋不休地谈论他自己的德行和清白，悲痛地抱怨别人误解了他。<br> 但是，他虽然精神紊乱，却可能是当时最有造诣的作家，而后来肯定是最有持久影响的作家。他自身的经历使他体会到，在现存的社会中，好人不可能幸福。因此，他抨击社会，声称社会是虚假的和腐败的。他甚至抨击理性，称它是使人误入歧途的伪向导（如果一味追随的话）。对一切令他的同代人感到满意的进步，他都表示怀疑。他著有《论艺术和科学》（1750年）和《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3年）。在这两篇“论文”中，他论证说：文明是许多邪恶的根源；处于“自然状态”的生活（只要有可能存在的话）会好得多。卢梭把第二篇论文送给伏尔泰一份。伏尔泰（对文明的各种形式都大为欣赏）回复说，他的大作使自己“觉得像是在用四脚爬行”。对于卢梭来说，人性中最好的品质如善良、无私、诚实和良知等，都是自然的产物。在深藏于理性之下的地方，他意识到感性的存在。他喜爱同情给予的温暖，喜爱直觉闪现的敏捷，喜爱良心传递的清晰信息。从他的气质上来看，他有宗教信仰，因为他虽然什么教会、什么教士、什么天启都不相信，却尊重圣经，敬畏宇宙，爱独自冥想，他相信的上帝不仅是“第一推动力”的上帝，而且还是司爱、司美的上帝。这样一来，卢梭使严肃认真的人更容易挣脱正统观念和一切教会戒律形式的束缚。他为各种教会所惧怕，被视为最危险的“异教徒”，不论是在信奉天主教的法国或是在信奉新教的日内瓦，都曾受到谴责。<br> 总的看来，卢梭不同于同时代的许多人，他在自己的大多著作中给人的印象是：冲动比深思熟虑来得可靠，本能的感觉比批判性思想更为可信。对他来说，玄妙的见识比理性的或清晰的见解更为真实。他成了“感觉的人”，成了“自然之赤子”，成了即将来临的浪漫主义时代的先驱，成了现代一切强调非理性和潜意识的流派的一个重要源头。因此，他成了一个早期的、颇有影响的启蒙批评家，即使他在期望改变现存的社会秩序上与其他哲人相似。<br> 在《社会契约论》（1762年）一书中，卢梭似乎又与上述对自然情有独钟的著名见解大相抵触。他认为，“自然状态”是一个野蛮环境，没有法律，也没有道德。这种观点有点像霍布斯的观点。在其他的著作中，卢梭曾认为，人的邪恶是社会种种邪恶造成的。此时，他却认为，只有经过改良的社会才能产生好人。早期的思想家，譬如约翰·约克，曾把“契约”当作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一个协议。卢梭把它当作人民之中的一个协议。这是一个社会契约，而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契约。有组织的公民社会，即社区，就是建立在它的基础之上。社会契约是一种谅解，凭此谅解，所有的个人为彼此放弃自己的天赋自由，把个人的意志熔合成一个“共同意志”，同意接受共同意志的裁决。这共同意志就是主权；真正的主权，若理解正确的话，是“绝对的”、“神圣的”、“不可侵犯的”。政府位居第二；国王、官员或遴选出来的代表，只是一个主权民族的代表而已。卢梭用了许多晦涩难懂的篇幅来解释如何才能识别真正的共同意志。它无需通过大多数人的表决来决定。“产生这种共同意志的，”他说，“不是看有多少人附和，而是取决于把众人团结起来的共同利益。”他几乎没有谈论政府机构，而且对议会制度也不羡慕。他关心的是更为深远的东西。他虽然是一个精神失调的外来人，却渴望有一个人人都能觉得自己是其中一员的共和政体。他希望有一种国家，使身在其中的一切人都有成员感和参与。<br> 卢梭的这些看法使他成为民主制和民族主义的先知。他应奋起反抗外国列强瓜分自己国家的波兰人之约请，写了《波兰的忧虑》一书。在这一著作中，卢梭确实较为具体地运用了《社会契约论》的见解，从而成为第一个系统阐述自觉的有意的民族主义的理论家。在撰写《社会契约论》时，他心里有一个像他的出生地日内瓦那样的小城邦。但是，他实际所做的，却是归纳小城邦共和国人民的心理特征，使之应用到有广袤领土的国家。这些心理特征是：具有成员感，具有社区感和伙伴感，具有负责任的公民感和在公共事务中的亲密参与感——一句话，有共同意志感。一切现代国家，无论是民主国家或是非民主国家，无不设法向本国人民传授这种心理一致感。在民主国家里，共同意志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和人民的主权保持一致；而在专制国家里，个人（或政党）就有可能自称有权充当共同意志的代言人和解释者。迄今，极权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都把卢梭视为他们的先知之一。<br> 卢梭对他同代人的影响之所以深广，还由于他的其余著作，特别是他的小说《爱弥儿》（1762年）和《新爱洛绮丝》（1760年）。这些小说在一切有文化的社会阶层里，尤其是在妇女中广为阅读。她们把他奉为崇拜对象。他是一个文学大师，能够激发各种以往作家很少接触过的思想情感。他用文学作品在上流社会人士中传播一种尊重平民的清新情感、一种对平凡事情的爱好、一种怜悯人和同情人的冲动、一种意识到贵族生活尔虞我诈和虚浮浅薄的观念。妇女开始喜欢给自己的婴孩喂奶了，因为卢梭说她们应该这样做。甚至男人们也开始谈论起他们感情的细微之处。潸然泪下成了时行风尚。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在凡尔赛宫的花园里给自己建造一个村庄，在那里，她把自己装扮成一个纯朴的挤奶女工。所有这一切中有许多是荒谬的或浅薄的。然而，这是现代人道主义的源泉，是产生人类平等的新观念的推动力。卢梭使法国上层阶级疏远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使他们中的许多人丢掉自己的优越感。这是他对法国大革命所作出的主要而直接的贡献。<br> <br> <br> 第四章 法国革命<br> 16．法国的革命和改组<br> 财政危机<br> 政府的一场财政危机加速了革命的爆发。使政府负担过重的决不是凡尔赛宫廷的奢华宏伟。1788年只有5％的公共经费专门用于王室住宅的维修。使政府负担过重的是军费，既要维持现有的陆海军，又要偿付公债。在世界各国，公债几乎全部用于军费。1788年，法国政府每年收入的约四分之一是用于维持现有的军队，约一半是用于支付债务。英国的收入差不多也是如此分配。法国债务几达40亿利佛尔。债务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美国独立战争。但是，法国债务只有大不列颠国债的一半，按人口计算每人的负担只及英国的五分之一弱。法国债务比荷兰共和国的债务小，显然也不比75年前路易十四留下的债务大。在那时，债务曾经由于拒付而减轻了。在18世纪80年代则没有一个负责的官员打算拒付债务，这是一个明显的迹象，表明作为政府主要债权人的各富有阶级在间歇时期有所进步。<br> 由于法国收入不足以支付必需的支出这一简单的理由，连举债也不可能了。这一点不应归咎于国家贫穷，而应归咎于特权分子，尤其是贵族免税和逃税；归咎于财政制度的混乱，或者说缺乏财政制度，以致纳税者交纳的大部分税从未交到财政部手里。我们已经讲到过，最重要的税收——人头税一般只是由农民交纳，贵族凭借他们的阶级特权而被豁免，官员和资产阶级也以种种办法取得免税。教会仍坚持它的财产不能由国家征税，而定期向国王呈交的“自愿赠品”，虽然数量较大，但仍比向教会土地征收的直接税要少。因此，尽管国家是富裕的，但政府金库却空空如也。享有法国大部分财富的社会阶级并不交付与他们的收入相应的税款，更糟的是，他们将纳税看作是身份低下的一种标志而加以抵制。<br> 许许多多权威人士，路易十四本人、约翰·劳、莫普、杜尔哥，都看到了向特权阶级征税的必要性。瑞士银行家雅克·内克尔在1777年被路易十六任命为财政总监，他朝同一方向开始行动，结果和他的前任一样被免去职务。他的继任者卡洛纳临危上任，得出了更为革命的结论。1786年他制定一个纲领，提出有节制地采用代议制以缓和开明专制。他建议用所有地主都不得豁免的综合税代替人头税；减轻间接税，取消国内关税，以促进经济发展；没收教会的某些财产；设立省级会议，作为引起政府中有产分子兴趣的手段，所有的地主在会议中都可以有代表，而无需考虑等级或阶层。<br> 这个纲领如果实行，也许能解决财政上的问题，防止革命发生。但是，它不仅在税收上打击了贵族、省和其他方面的特权，同时也打击了三重等级制度的社会组织。卡洛纳从经验中知道，巴黎议会永远不会同意这一纲领，于是在1787年召开“贵族会议”，以期能赢得对他那个计划的赞同。贵族们坚决要求他让步作为交换，希望分享对政府的控制权。紧接着出现了僵局。国王免去卡洛纳的职务，任命善于处世的图卢兹的大主教洛梅尼·德·布里扬为继任者。布里扬试图通过巴黎高等法院推行类似的纲领。高等法院却加以拒绝，宣布唯有王国三个等级举行的三级会议才有权同意新的税收。布里扬和路易十六最初认为，三级会议如果召开，可能受到贵族控制，因而拒绝了巴黎高等法院的意见。布里扬和路易十六像莫普和路易十五一样企图破坏高等法院，以现代化的司法体制取而代之，在这一新体制中，法院将不能对政策施加影响。这就导致了贵族名符其实的叛乱。所有的高等法院和省级会议都进行抵制，军官拒绝服役，地方行政长官行动踌躇，贵族开始组织政治俱乐部和相应的委员会。由于政府停止活动，不能借钱和征税，路易十六在1788年7月5日允诺在次年5月召开三级会议。各阶级都被邀推选代表出席会议，并将他们的不满列表呈报。<br> 从三级会议到国民议会<br> 由于三级会议已中断一个半世纪，国王要求大家研究会议主题，并就这样的会议在现代条件下应如何组织提出建议。这就导致一场公众的大讨论,很快扩大到远超此前所有影响公共舆论的运动。出现了成百种政治小册子，其中多数要求变革旧体制，因为按照旧体制，三个等级分厅开会，每个厅作为一个单位投票。这样的表决制度遭到广泛的批评，因为它意味着第三等级厅永远处于少数。但是1788年9月，恢复职能的巴黎高等法院规定三级会议将如1614年那样按三个等级分别开会和表决。<br> 贵族通过高等法院暴露了自己的目的。它强迫召开三级会议，就此而言，是法国贵族发动了革命。革命肇始于贵族重新反对国王专制主义的又一次胜利。实际上贵族拥有一个自由主义的纲领：他们要求成立宪政政府，要求保证所有人的个人自由，要求言论和出版自由，要求不得任意逮捕和禁闭。当时不少人甚至准备放弃纳税方面的特权，这一点最终有可能做到。但作为交换条件，他们希望在政治上成为国家占优势的组成部分。他们的想法是：不仅要在1789年召开三级会议，而且要在将来通过三级会议这个最高机构统治法国，在这个机构里，代表们在三个厅里分别开会，其中一个厅是贵族，一个厅是教士（其中的高级教士也是贵族），还有一个厅是第三等级。<br> 这恰恰是第三等级希望避免的事。律师、银行家、商人、政府债权人、店主、工匠、工人和农民都不愿意受世俗领主和教会领主的统治。他们对新时代怀有希望，这是根据启蒙哲学而产生的，并且受到了美国革命的激励。在“好国王路易”召开三级会议时，他们的这种希望达到了顶点。1788年9月巴黎高等法院的裁决结果好比是给了他们一记耳光——一种无缘无故的阶级侮辱。整个第三等级以厌恶和怀疑的心情攻击贵族。修道院院长西耶斯1789年1月发表了他著名的小册子《什么是第三等级？》，宣布贵族是一个无用的特权阶级，取消贵族于社会无损；第三等级是社会的必要组成部分，它与国家是一致的，而国家是绝对的、无限的最高权力。卢梭的社会契约思想通过西耶斯成为法国革命的思想。与此同时，即使在三级会议实际召开以前，贵族和平民不是根据哲人的著作，而是根据实际发生的事件和当时形势，已经忧心忡忡、满腹狐疑地相互注视着了。第三等级最初曾支持贵族反对国王大臣们的“专制主义”，这时却认为贵族可能怀有最坏的动机。阶级对抗从一开始就毒化了革命，致使和平改革成为不可能，并使许多资产阶级毫不迟疑地萌生破坏性的激进情绪。<br> 三级会议按计划于1789年5月在凡尔赛开幕。多数代表为律师的第三等级抵制了这个分三个厅开会的机构。第三等级坚持三个等级的代表应合厅开会，并实行个人投票，这个程序有利于第三等级，因为国王给予第三等级的代表人数相当于其他两个等级的代表人数的总和。僵局持续了六周。6月13日，几个教士离开第一等级院转到第三等级一边，并和后者一起开会。他们受到热烈欢迎。6月17日，第三等级宣布自己是“国民议会”。路易十六在贵族压力下封闭了他们开会的大厅。第三等级的代表们找到邻近的一个室内网球场，在那里，他们在一片混乱和忧虑的喧哗声中转来转去，宣誓并签署了1789年6月20日“网球场誓约”，声称他们无论在哪里开会，国民议会都是存在的，非俟宪法制成，议会决不解散。这是一个革命步骤，因为一群无合法权力者实际上接管了最高权力。国王命令三个等级的成员分厅开会。这时国王颇为勉强地提出自己的改革纲领，但对于争取不满者的信任，以及无论如何使法国各合法阶级的社会机构能继续维持下去，这已经为时太晚。自封的国民议会不愿作出让步。犹豫不决的国王没有果断地实施控制权，而是允许国民议会继续存在下去。在6月底的几天，他召集约1.8万名士兵到凡尔赛。<br> 法国国王在贵族与平民的激烈争端中选择了贵族。在法国，国王传统上是反对封建主义的。好几个世纪内，法国君主政权都是从资产阶级那里汲取力量。整个18世纪，国王的大臣们一直在继续反对特权集团的斗争。仅在一年前，路易十六几乎与反叛的贵族发生战争。1789年他没有坚持自己的权利。国王失去了对三级会议的控制，没有行使自己的领导权，直至为时已晚才提出纲领，而且没有提供可使各派重新集结在其周围的象征。国王也没有能够利用资产阶级和平民百姓所流露的对他谦恭的忠诚，他们原期望国王能像往年那样支持他们，去反对贵族门第和身份。国王最初倒是试图实行妥协和延缓危机，随后，他发现连他颁布的法令都受到第三等级的大胆挑战。在陷于这种困境时，路易十六又屈从于他的妻子玛丽·安托瓦内特、他的兄弟们以及同他一起生活的宫廷贵族，他们告诉他说，他的尊严和权威已受到侮辱和损害。6月底，路易十六毫不犹豫地倾向使用军事力量解散三级会议。但是，第三等级担心的并不是恢复旧的理论上的专制君主政权，他们担心的是贵族可能控制这个国家的政府。现在已经不能回头，第三等级的革命使路易十六与贵族结成联盟，而第三等级这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畏惧贵族，他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国王已处于贵族掌握之中。<br> 下层阶级在行动<br> 与此同时，国家正陷入一片混乱状态。资产阶级以下的各阶级已难以控制。对他们来说，召开三级会议同样似乎预示了一个新纪元的来临。长期积压的不满，以及不仅在法国，而且在其他国家也同样存在的那些问题都一齐浮上了表面。年景也很糟糕。1788年农业歉收，到1789年7月，面包价格比路易十四逝世以来的任何时候都高。1789年又是一个萧条年，由于美国战争而迅猛发展的贸易突然停滞，以致工资下降，失业增加，同时食品价格空前上涨。已经瘫痪的中央政府无法采取旧制度下通常采取的那种救济措施。各地广大人民群众焦虑不安。劳工纠纷突然爆发，4月份一场大规模的工人骚动破坏了巴黎一家墙纸工厂。农村地区大多是混乱的。农民宣布不再支付庄园费，还拒绝纳税。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农村也受到流民、乞丐、无赖以及活跃在许多边境关卡的走私犯的骚扰。当时商业萧条使在家从事纺织或其他家庭工业的诚实农民的收入减少，失业和贫困在国内蔓延，人们被迫离开家园，结果流民的人数增加到惊人的程度。事态的发展使人们对贵族丧失了任何信任，大家相信（虽然这不是真的）贵族为了威吓第三等级和达到自己的目的，正在秘密招募这些“土匪”。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就这样实际上变成了政治危机。<br> 城镇担心会遭到乞丐和亡命之徒的糟蹋。甚至巴黎这个除伦敦外欧洲最大的城市也有这种顾虑。巴黎人还因军队在凡尔赛附近集结而感到惊恐。他们开始武装自卫。第三等级各阶层都参加了。人群开始在军火库和公共建筑物中寻找武器。7月14日，他们来到巴士底狱，这是中世纪为了威慑城市而建造的坚固堡垒，就像英国的伦敦塔一样。巴士底狱过去曾被用来关押有足够势力逃避普通监狱的那些人，在太平时期它被认为是无害的建筑，事实上，几年前已经议论要将它拆毁，改造成一座公共游艺场。当时，在到处发生骚乱的情况下，驻扎在那里的司令官已把大炮架在斜面墙内。人群要求他移开大炮，并供应武器，但遭到拒绝。由于一连串的误会，以及煽动者的鼓动，群众变成暴民，开始攻打要塞，他们在少数训练有素的士兵和五门大炮的协助下，劝说司令官投降。暴民中有98人死亡，他们蜂拥而进，并残酷地杀死了6名警卫队士兵。司令官在被护送去市政厅的路上遇害。另外几个官员也遭到同样的命运。他们的头颅被割下穿在长枪尖上，在城里到处展示。当这些事情发生时，驻扎在巴黎郊区的正规部队却按兵不动，他们的忠诚已成问题，当局又无论如何不习惯向市民开火。<br> 占领巴士底狱虽然不是事先计划好的，但却具有拯救凡尔赛议会的作用。手足无措的国王接受了巴黎的新局面。他承认在那里组成的公民委员会为新市政府。国王遣走召来的军队，并命令一些执拗不服的贵族和教士参加国民议会。在巴黎和其他城市都建立起维持秩序的资产阶级自卫军，即国民自卫军。国民议会任命“两个世界的英雄”拉法耶特侯爵统帅巴黎自卫军。他把波旁家族的白色和巴黎城徽的红、蓝色结合成帽徽的颜色。法兰西三色——革命的象征，就是这样来源于旧和新的结合。<br> 在农村地区，事态每况愈下。在1789年大恐慌年代，模糊的不安全感已变为惊慌失措，随着旅行者、邮差和其他人的传播，在7月晚些时候，大恐慌蔓延整个农村地区。“土匪来了”的谣言到处流传，武装保护自己家园和庄稼的农民聚集在一起，彼此影响情绪。他们不时把注意力集中于庄园主的住宅上，有时烧毁庄园主的房屋，有时则只是破坏记录各种封建义务的庄园档案。大恐慌成为一场农民总起义的组成部分，在起义中农民决非仅为无法控制的惊慌所驱使，他们非常清楚地了解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他们打算用武力破坏庄园制度。<br> 20．专制共和国：执政府，1799—1804年<br> 我们将在下一章专门阐述拿破仑·波拿巴时期的整个欧洲事务，本节的目的仅在于讲述他如何在某种意义上结束了法国的革命。<br> 碰巧，法兰西共和国落到一位将军的手中，也是一位通常称为天才的具有卓越才能的一个人。波拿巴是一个地中海体型的矮黑男子，他若穿上平民服装决不会给人留下什么深刻印象。他举止相当粗鲁，好发脾气，打牌作弊，喜欢拧痛别人的耳朵作为一种可怕的消遣，总之，他不是一位“绅士”。作为启蒙和革命时代的人物，他不仅完全不受传统思想的束缚，而且在道德方面也没有什么顾忌。他把世界看作是他能随心所欲加以改变的东西。他得意地相信自己的命运，这种信念随着岁月流逝越发变得神秘莫测和不切实际。他主张听从自己“命运”的安排。他的善和美的观念较为呆板，但他是一个有着非凡智力的人，凡与他接触过的人，对此都有深刻印象。有一次，当他任命他的继子为意大利总督时，他告诫道：“除非你知道你是房间里最有才干的人，否则决不要开口。”如果他自己遵循这一格言的话，那就会越发让他一个人高谈阔论不休。他的兴趣涉及一些基础稳固的学科：历史、法律、军事学和公共行政管理。他的记忆力很强，头脑极有条理，有一次他声称自己的头脑好似一个抽屉柜，能够随意开关，关上抽屉时就忘掉一切论题，打开时则马上就可找到包含一切必需细节的材料。他具备与领导能力有关的种种专横品性；他能迷惑和吸引那些倾向于追随他的人。当时一些最高雅的人士，如德国的歌德和贝多芬，以及前革命领导人之一的拉萨尔·卡尔诺，最初都曾高度赞赏他。他以其干脆有力的演说，迅速果断的决定，以及敏捷地抓住刚向他提出的各种复杂问题的要害而博得人们对他的信任。他正是或者似乎是在十年动乱后许多法国人所要寻找的那种人物。<br> 在执政府时期，法国又回到开明专制，然而，波拿巴也许可以被认为是最后和最杰出的开明专制君主。新制度从一开始无疑就是专制的。由选出的团体组成的自治政府被无情地搁在一边。波拿巴乐于承认人民的主权，但在他的思想中，人民这个君主宛如伏尔泰的上帝那样，以某种方式创造了世界，此后就不再过问了。他清楚地了解到，当政府被认为是代表整个国家时，它的权力就更大。雾月政变后几周内，他确信通过制定一部成文宪法并且提交国民作表决，即举行“公民投票”，他便可以得到人民的授权。投票者可以接受，或者不作表示。据官方报告，人民以3,011,007票对1,562票的绝对多数接受了新宪法。<br> 新宪法建立起一个虚假的议会体制。新宪法授予男性普选权，但公民只能选举“贤人”；列入贤人名录者随之由政府任命担任公职。贤人本身没有权力，他们只不过有希望被任命官职。他们可以出席立法团会议，但既不能创议立法，也不能讨论立法，只能安静地表示反对或赞成。还建立起一个咨议院，讨论和审议立法，但无权行使法律。另有一个保守的参议院，它有权任命名人担任官职（美国术语为“任命权”）。为数众多的飘摇于风暴中的弑君者在参议院找到了避风港。新政府的主要机构是仿效旧制度的国务院，它起草重要立法，通常处于第一执政本人管辖之下，他总是事事都要过问。第一执政作出各项决议，管理国家。新政权并不公开代表任何人，这正是它的力量所在，因为它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对。不论怎样，上面所谈的这一套政治机器很快也就废而不用了。<br> 波拿巴还通过允诺和取得和平而牢固地树立了自己的地位。1799年底，由于俄国人实际上已退出对法战争，军事问题变得简单多了。在意大利战场，波拿巴只需与奥地利人打交道，他再次越过阿尔卑斯山，在1800年6月马伦戈战役中又一次击败奥地利人。1801年2月，奥地利人签署吕内维尔和约，确认了坎波福米奥和约的各项条款。一年后的1802年3月，波拿巴甚至与英国也达成了和平。<br> 在国内也实现了和平。波拿巴维护国内秩序，部分是依靠一支秘密政治警察，但更重要的是通过强有力和集权的行政机器，其中由内务部长直接管辖的“地方行政长官”牢牢地统治着制宪议会所建立的每一个行政区。新政府镇压了西部的游击队，把法律和税收强加于布列塔尼和旺代。那里的农民不再受强盗抢劫的恐吓。革命时期造成的各个派别也开始得以安定下来。波拿巴提出大赦，除极少数人外，把各种各样的流亡者都请回法国，有最初的贵族逃亡者，有共和派政变时期的难民和放逐者等。波拿巴从各派中挑选明智人士，只要求他们为他工作，并停止相互争吵。他的第二执政康巴塞雷斯是恐怖时期的弑君者；第三执政勒布伦曾是路易十五时代莫普的同事。富歇出任警务部长，他原是埃贝尔分子和1793年的极端恐怖主义分子，曾经积极参与搞垮罗伯斯庇尔的活动。1789年以前，富歇是一个不知名的资产阶级医学教授。塔莱朗任外交部长，恐怖时期他在美国过着安全的隐居生活，而他的信条（如果有的话），就是立宪君主制的那一套。1789年以前，塔莱朗是一个主教，出身于显赫贵族门第，有一次他说，任何一个了解旧制度的人都能领会它曾是多么的舒适啊。这一类人在1800年后的最初几年内，都愿意忘却过去，共同为未来工作。<br> 第一执政无情地镇压新秩序的扰乱者。他确曾制造恐慌，从而使他自己作为新秩序的中流砥柱而能更加受人欢迎。1800年圣诞节前夕，他在赴歌剧院途中险些被一枚当时人称为“饵雷”的炸弹炸死。炸弹是保皇党人放置的，但波拿巴当时最害怕的是某些老共和党人，因而竟声称那是一个雅各宾阴谋集团干的勾当。于是，一百多名前雅各宾分子再次遭到放逐。反之亦然，1804年他过分夸大某些保皇党人反对他的阴谋，入侵独立的巴登公国，逮捕了与波旁家族有亲戚关系的昂吉安公爵。尽管他知道昂吉安是清白无辜的，仍枪毙了他，目的是借波旁家族的鲜血来取悦老雅各宾派。富歇和其他弑君者曾经断言，只要波拿巴在位，他们就是安全无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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