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初年，姜太公被封于齐，将都城设在营丘，建立齐国。当时齐国非常落后，境内多是未开垦的荒草和盐碱地，居民靠畜牧业和渔猎业为生，与发达的中原地区相比，完全是夷荒之地。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姜子牙为治理好国家，放弃了传统习俗，因地制宜地实行“因俗简礼”“尊贤尚功”“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等治国方针，使渔盐业、手工业和商业迅速发展起来。此外，周武王授予姜子牙“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的征伐之权。于是姜子牙不断开拓齐国的疆域，为以后齐国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以后齐国一直保持强大的国力，人口增加，经济发展迅速，成为东方的强国，并一度成为春秋霸主。公元前221年，存在了八百多年的齐国被秦所灭。
（一）齐文化
作为齐鲁文化的一部分，齐文化有着与众不同的历史演变过程和独特的文化魅力。传统的中国文化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来源于齐文化的。有人认为没有齐文化就没有今天的中华文明，这并非是夸张。
齐国建立，负责治理夷人意味着本地原来的东夷文化开始向后来的齐文化演变；周公旦被封于鲁，其责任是护卫周室，因此宗周文化在鲁国得以完整保存。从齐鲁建国开始，以泰山为界，泰山南北的东夷人虽然都臣服于周室，却被一分为二，山南以鲁为首，山北以齐为头。而且，由于两国诸侯的施政方略不同，泰山周围的夷人风俗也出现了不同的变化。
周公旦治鲁讲究“尊尊而亲亲”，大力改造当地的夷人风俗，夷人遵行周礼十分彻底，几乎完全放弃了原有的文化。而姜太公治齐则讲究“尊贤而尚功”，对周礼并不热衷，所以齐国的夷人没有得到彻底改造，部分保留了原来的夷人文化。
另外，泰山南北地理环境有着天壤之别。泰山之南的鲁国，土地肥沃，适合发展农耕经济，很容易与重农的周文化相结合；泰山以北的齐地，却因土地贫瘠，难以推广农业文明，但有渔盐之利，导致工商业较为发达。因此，鲁人逐渐被周人同化，最终成为中原文化的典型；齐人则较多地保留了东夷人的文化传统，又借鉴中原文化，使本土的东夷文化有了新的发展。从这一点来说，齐、鲁两地的文化是泾渭分明、各具特色的。
春秋时期，作为齐鲁文化的核心成分——儒学产生于鲁国。战国时期，儒家学说的杰出代表孟子两度游学于齐，并在齐国居住了十几年，他的学术思想受到齐文化的熏陶。此外，作为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的苟子在丰富和完善儒学思想的同时，通过学术交流将儒家思想在齐国的文士阶层传播开来。在此背景下，齐文化和鲁文化开始走向融合，共同构筑了辉煌灿烂的齐鲁文化。
1.“齐”名称的由来
历史上的齐国是当时疆域辽阔的大国，位于泰山以北，都城设在临淄。其疆域南到泰沂山区，北至渤海平原，西临黄河古道，东达山东半岛。今天的胶东、鲁北地区和鲁东大部分地方，在当时都包括在其境内。
至于姜子牙以齐为国名，是因为早在殷商之时，临淄一带就被称为“齐”。也就是说，“齐”的名称在姜子牙被封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到姜子牙建国，就沿袭了旧时的名称。在《中国历史地图集·商时期中心区域图》中，“齐”被标注为城邑。郭沫若考证后认为：“齐当齐国之前身，盖殷时旧国，周人更之，别立新国而仍其旧称也。”由此可见，齐国的国名“齐”是因地而得。
齐地之“齐”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在文献中没有详细的记载，所以学术界目前还存在争议，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齐”字来源于临淄附近的天齐渊。据《齐记》记载：“临淄城南有天齐泉，五泉并出，有异于常，言如天之腹齐也。”《史记·封禅书》中讲道：“齐之所以为齐，以天齐也。……天齐渊水，居临淄南郊山下者。”在古代文字中，“齐”字与“脐”字相通，因此“天齐”就有了天的肚脐、天的中心的意思。由于临淄附近有天齐渊，当地先民把临淄看成“天之腹脐”、世界的中心部位，因此临淄地区便得名“齐”。
第二种观点主张“齐”字来源于当地的经济生活。“齐”的古义是“禾麦吐穗，上平”，而甲骨文、金文中“齐”字的字形很像小麦吐穗的形状。临淄地区恰好自古以来就以农业为主，尤其是小麦种植极为发达，因此得“齐”之称，也就是“小麦种植区”的意思。
第三种观点强调“齐”字与弓箭和东夷崇尚武功的习俗有关。在甲骨文和金文中，有人认为“齐”字很像三枚箭头，再加上“夷”字的字形体现的是人背大弓，蕴涵了东夷人发明弓箭、崇尚武功等史实，后人因此得出齐地是“崇尚弓箭的东夷人所居中心之地”的结论。
不论“齐”由何而来，生活在齐地的齐人都坚信齐地是华夏文明的中心地区，并创造出了辉煌灿烂的文化。
2.齐文化的特点
齐文化以东夷文化为主、周文化为辅。经济上，以农业为主，提倡农、工、商并举；政治上，尊贤而尚功；文化上，主张宽松自由、兼容并包，表现出强烈的革新性、开放性和包容性。
在经济文化上，齐国追求农工商并重。用今天的眼光看，齐国依山傍海，地理位置优越，经济繁荣是必然的。但在周朝刚刚建立时，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土地贫瘠、人口稀少、经济落后。面对这种状况，姜子牙通过实地考察，决定因地制宜，制定出了农工商并重、五业俱兴的政策。发展农业以代替传统的畜牧业和渔猎业，纺织手工业和商业也繁荣起来。这实际上是出于齐人希望获取更多物质财富，以此来推动以经济繁荣为出发点与终级目标的功利观念。
在姜子牙的努力下，齐国的经济迅速发展，国力极大增强。姜子牙之后的几代齐王都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这种政策。最终，齐国成为春秋时代的第一位霸主。虽然后来历经内乱，被田氏取代，齐却始终作为东方大国活跃在春秋战国的舞台上。在齐国由兴盛至灭亡的八百余年中，虽然天下纷争不断，但是齐国始终以国富民强而闻名于世。这些均体现了齐在经济文化上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不墨守成规、注重事功、力求发展的功利主义色彩。
在政治文化上讲究尊贤尚功，姜子牙主政齐国，在政治上制订了“尊贤尚功”的策略，这一政策对齐国的政治生活和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不计出身，唯才是举；以功为尚，不重名分。齐国的始祖姜子牙出身寒微，在遇见周文王之前，一直不得志，他怀才不遇的切身体会，固然是这一政策产生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则是齐国富有功利主义色彩的文化土壤以及统治者的远见卓识。尤其是周朝建立了宗法制度，人一来到世界，其社会地位和权力便已经确定，在齐国却是有所不同。
齐国的历史上有两位功绩显赫的贤相——管仲与晏婴。管仲是小商人出身，身份低贱；晏婴的出身也不高贵而且其貌不扬。但两个人最终都跻身齐国的显赫权贵之列。特别是管仲，最初是齐桓公政敌公子纠的老师，还曾策划并参与谋杀齐桓公的行动。在公子纠失败之后才投身桓公手下做事。管仲的待人处事原则与当时士大夫们的道德观念背道而驰。包括他和鲍叔牙的朋友之交，在人们眼中，是典型的小人遇见君子。他追求自己的功名，为了使自己“功名显于天下”，可以“不拘小节”。这里的“小节”，就是事君主的忠、参战事的勇、分财物的谦让、为人处世的尊严等，对他的这些行径，人们很是不齿，这充分表现出他的商人特性。
齐桓公重用他，不仅是看重了他在贫困时积累的丰富经验与追求利益时的灵活机智，更钦佩他为追求功名而表现出来的百折不挠的精神。这些事情正体现出齐国政治文化的功利性。
在学术上主张兼容并包，形成宽松自由、开放包容的学术氛围。姜子牙刚刚到达齐地时，实行了“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和“因其俗，简其礼”的方针。这一方针虽然与老子的道家思想颇为相似，却表现出各种思想兼收并蓄的形态。比如：管仲的思想主张以及治国之策与法家相近，晏婴则更接近墨家的主张。这使齐文化表现出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
在齐国八百多年的历史中，几乎没有一种思想能够取得独尊的地位。“百家争鸣”虽然是人们用来形容先秦学术交汇盛况的，实际上也是对齐文化兼容并包特点的高度概括。
先秦诸子思想在齐国的稷下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各国的学者齐集在齐国，充分体现了齐国学术的“集百花于一束，熔众家于一炉”的特点。而这个特点也正好表现出齐文化兼收并蓄、不尚道统、讲求事功的特质。
齐文化中具有比较突出的功利色彩，在经济政治的政策选择上注重事功、物利，却从未使人产生肃穆的压抑感，而是带有极大的开放性与灵活性，也就是说，这种功利性是与随意性和实用性相结合的。主要原因就在于齐国是神仙方士的发源地，海内三神山的传说是由这里产生的，战国至魏晋时期出现的著名方士也大多是齐人。
关于“三神山”，司马迁在所著的《史记·封禅书》中写道：“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用今天的科学知识来解释，所谓的“三神山”应该是海市蜃楼，也就是幻景。战国时齐国的方士们正是从这种空灵斑斓的幻景中受到启发，创立了仙道学说。
当时的燕、齐一带盛行神仙观念与方术，就连统治者也十分热衷于求仙活动。加上战国属于社会剧烈变革与动荡时期，许多人都对现实感到茫然、苦闷，想躲开这个“恶浊的世界”。但是，这个现实的世界是躲不开的，吃饭、穿衣等众多实际问题都需要解决。于是，人们利用玄想创造的“吸风饮露，游乎四海之外”的仙人便产生了。
战国时期的社会现实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有的规范与秩序，出现了思想解放，个人不但在政治上得到权利，在经济上获得保障，还脱离了贵族的羁绊、“上天”的束缚，获得了相当的自由，由此产生了“做仙人，服不死之药，从此无拘无束，与天地相终始”的思想。
此外，空灵、缥缈的仙境也寄托着人们在仙道思想影响下对现实纷扰、人生短促的超越、解脱心理。的确，人们越是向往“老而不死”的仙境，仙境就越发神奇、华丽，引起人们无尽的企盼，且这种企盼越强烈，人们求仙寻道的活动就越疯狂。在战国到汉的这段时期内，尽管人们从未找到过实际存在的神山仙境，方士们的预言也屡次不灵，但封建帝王仍幻想长生不老、永为人主。从上述内容可知，相对于其他地域文化，齐文化带给人的是一种由空灵构筑的仙境，又由于其中注入了功利的因素，这种仙境逐渐演化成人间仙境。在这个仙境里，原有的社会价值规范被逐一打破，人们在精神上获得了更多自由和想象的空间，也更加不看重世俗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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