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胜，1972年生，安徽怀宁人，文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现为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安徽省徽学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历史文献学、徽学的教学和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第二批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第43批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司法部法治建设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全国高校古籍整理与研究项目、安徽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等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研究成果包括《明清徽州宗族文书研究》（独著）、《（寄园寄所寄）点校》（合著）、《李自成小传》（独著）、《中外文明史》（合著）、《以德治国：历代先贤启示录》（合著）等著述7种，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徽州之有志，始于南朝梁新安太守萧几所撰的《新安山水记》。自唐宋以降，徽州人文鹊起，学者辈出，号称“自井邑田野以至远山深谷，莫不有学、有师、有书史之藏”（赵访《商山书院学田记》），被视为“东南邹鲁”、“文献之邦”。而在徽州文献中，方志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千余年来，徽州成为我国历史上修志发达地区之一。徽州方志既有地区性、综合性、资料性等方志共性，也有连续性、理论化等个性特点。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以徽州历史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徽学”兴起，学者开始注重对徽州传统方志的利用与研究，但虽有尝试，而无深入。迄今为止，尚无一部系统、深入研究徽州方志的作品问世。这既与徽州方志的应有的历史地位和价值不相称，亦成为学界期待填补的徽学研究之空白领域。

    综观明代徽州府邑志的编纂可以看出，成化、弘治以后，徽州志书修纂十分活跃。从时间上看，主要集中于弘治、正德、嘉靖、万历四朝，尤以嘉靖朝数量为最。从府邑成书看，徽州府修有志书8种；休宁县7种；祁门县5种；婺源县4种，余者均在两修以上，其中乡镇小志有两种，其府邑各自修志次数在明代属较多者。究其原因，一是官府的重视。弘治十一年（1498年）与正德十五年（1520年），朝廷两次下诏征收天下郡邑图志，促进了当时全国方志的发展，徽州也不例外。加上府邑地方长官为了洞悉地方原委，达到教化民风，统治地方的目的，大都视修志为政治要务。其次，明成化、弘治以后，徽州地方经济文化更加发达，商人成帮，人才隆兴。无论是仕宦英贤，商贾儒林，抑或潜修亮节之士，为了范乡间而光竹帛，或出赀襄助其成，或直接共厥其事，致使徽州府邑志书修、补、正、续不断，官修私撰并驱。涌现出诸如朱同、程敏政、程瞳、程一枝、汪舜民等修志名家，不但促进了徽州方志的发展，同时也大大提高了其志书的编纂质量和品味。明代徽州方志的兴盛为后来清代该地志书编纂热潮的到来，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清代徽州府县志的纂修热潮
    清代是我国传统方志发展的全盛时期，这一时期徽州也出现了编修方志的热潮。其府县乡镇产生了一批体例成熟、内容丰富、影响深远的志书。根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的统计，徽州府县乡镇今存宋至民国的各类方志61种，其中清代占41种之多，约占总数的十分之七。如果加上《联合目录》未著录的一种乡镇志，以及有名可考的六种佚志，其清代府县志的总数有50种左右，这种修志盛况是清代徽州经济繁荣在文化层面上的一种反映，也是徽州得清代修志风气之渐，并对其前代方志编纂进行总结和创新的产物。

序
引言
上编 徽州方志述论
一、徽州方志的编纂源流
（一）从地记到图经
（二）宋元徽州方志的修纂
（三）明代徽州府县志的编修
（四）清代徽州府县志的纂修热潮
（五）明清徽州专志的编撰概况
（六）民国时期徽州方志的编纂
二、徽州方志的编纂特点
（一）发凡起例，富有创意
（二）私撰成风，种类繁多
（三）取材广博，考证精洽
三、徽州方志的编纂理论
（一）关于方志的起源
（二）关于方志的编纂要求
（三）关于方志的功能
四、徽州方志的资料价值
（一）物产资料
（二）手工业及科技史资料
（三）风土风俗资料
（四）文献资料
（五）人物及宗法资料
（六）经济及人口资料
（七）兵革资料
五、盛世修志：正统化的学术活动
六、因时续修：地方性知识的积累

下编 徽州方志考录
一、徽州佚志辑录
二、徽州府县乡镇志提要（今存）
三、徽州专志著录（不论存佚）
四、各种方志丛书收录徽州方志一览
五、弘治《徽州府志》卷十一《词翰一》艺文目录一览
参考文献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