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卢作孚认为此事是我支持的，把账记在我头上了，后来引出很大麻烦。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对民生公司上述四个人的去留问题的表态，处理得有些不妥当，毛病主要出在对李肇基的民主人士身份尊重不够，对群众意见与工作大局的协调不够好，未能更多地在群众中解释，过分地偏向支持工会方面的意见。镇反的事，我是完全不知道，也没料到后来会成为我调离民生公司的主要原因。
大约在1951年四五月间，清账已到一定程度，卢作孚与我商量，准备在清账结论公布.以后，到北京交通部去正式谈合营的事。卢作孚提出他任总经理，由我出任副总经理。卢作孚先走，我过了十来天也去了北京。谁知这一去麻烦了，交通部办公厅主任、党组副书记张文昂找我谈话，见面就说：“你怎么在民生公司搞出乱子来？你要检查！”我莫名其妙，一头雾水，不知事从何来。张提到民生机器厂陶某的事，问我是否同意。我说我肯定同意，因为这是重庆市委的统一行动，应该的。为此，我们在交通部招待所一住就是三个月，交通部坚持要我们三人认错检查，我坚持我们没有错，作什么检查？以后我才听人说，当时中央统战部发了一个通报，点名批评民生公司公代组和我，还有“专横跋扈”之类的评语。这事当时没有结论，后来就接着谈公私合营。卢作孚认为我今后还会与他共事，还一直在与我商量民生公司重组的事。我也未意识到我的工作会变动，离开北京后，到上海、汉口走了一圈，了解公司合营的情况，准备回来接着于。回到重庆，西南财委找我谈话，询问民生公司合营的进展情况，碰到蔡树藩（西南工会主席），他还对我说：“姓陶的事与你有什么关系？”段君毅同志叫我去向小平同志汇报，我说：“我不去了.这是挨批评的事，还是你去汇报，让我听听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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