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着眼点往往不在问题本身，而在问题的联系，尤其着眼于结果。也就是说，政治上采取哪种表述方式，很大程度上直接根据政治的需要，而不是就事论事。因而，相当典型地表现为这样一个问题：科学从属于政治。同时，由于政治又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变化的过程，因此，相关的政治表述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地而异”。<br>　　但是，科学则不同，就性质而论，科学只能着眼于问题本身，只能就事论事，无须顾及其他，也不能从属于其他。一句话，科学是不能随地而异的。<br>　　这里所说的科学，具体指学术。政治与学术，分属两种不同的类别和范畴，因此，两者在性质上都具有各自的独立性。既然性质不同，那么，在一定的条件下，在某个具体的问题上，有的时候两者肯定不能统一。

　　第一辑<br>　　五四时期的工读互助主义及其实践<br>　　工读互助主义与它的化身——工读互助团，兴起于1919年底，1921年以后便逐渐消逝。在百家争鸣的五四时代，它并不显赫一时，它的存在与影响始终是较为有限的。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一大批早期共产主义者，都不同程度地接受过这一思潮或赞助过这一运动，可以说，他们正是这一思潮的主要倡导者和实践者。<br>　　在五四运动前后这段时间，科学社会主义对于早期共产主义者来说，还是一个很大的必然王国，他们认识世界的思想方法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均带有若干空想社会主义色彩。这一点，集中表现在工读互助主义的实践上。同样，对工读互助主义由接受到摒弃的过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由早期共产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过程。研究这个问题的意义，就在这里。<br>　　一<br>　　工读互助主义是五四时期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一部分知识分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五四运动以后，对资本主义制度失望和摒弃、对新社会向往和追求的结果。王光祈在发起工读互助团时写到：欧战后，中国青年“对于旧社会、旧家庭、旧信仰、旧组织以及一切旧制度，处处皆在怀疑，时时皆思改造，万口同声的要求一个“新生活”。工读互助主义正是在进步青年要求新生活的急切愿望下，作为一种新社会、新制度、新生活的模式，应运而生。<br>　　工读互助主义是把五四时期一部分现成的社会思潮简单地加以综合<br>　　而形成的，主要来自三个方面：<br>　　(一)互助主义。《互助论》是克鲁泡特金的主要著作之一，其理论来源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克鲁泡特金在方法论上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一样，也是用生物进化的规律来考察人类社会的。但同达尔文主义和为人所引申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相反，克氏认为：“竞争既不是动物界问之规则，也不是人们间之规则”，认为互助互援才是一切生物与人类社会进化的要素和自然法则。这一论点当时被称为“新进化论”。如果说“五四”以前，以《天演论》为代表的进化论对中国思想界产生过重大影响，那么在五四时期，随着人们对借口“生存竞争”而进行的帝国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厌弃，一部分知识分子，特别是早期共产主义者，开始否定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转而接受以《互助论》为代表的“新进化论”。恽代英就认为：“与其提倡争存的道理，不如提倡互助的道理。”1917年10月，恽代英等成立“互助社”，指出：“定名互助社，取克鲁泡特金新进化论的意义。”<br>　　……

第一辑<br>五四时期的工读互助主义及其实践<br>巴黎和会中国拒约问题研究<br>援鄂战争之史的考察<br>第二辑<br>阎锡山对红军东征的拦截及其多方政治周旋<br>皖南事变之后国共两党的政治较量<br>《日苏中立条约》在中国的争议及其政治延伸<br>日苏关系与国共的战略利益——l943年蒋介石制裁中共的策划与取消<br>蒋介石对方先觉投敌案的裁决<br>蒋介石关于“中国之命运”的命题与国共的两个口号<br>第三辑<br>联合政府的谈判与抗战末期的中国政治<br>论国共重庆谈判的政治性质<br>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研究<br>东北问题与四平决战<br>南京谈判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终结　1944——1946年间国共力量的“平衡”与政争<br>第四辑<br>试论“五四”后期陈独秀世界观的转变<br>论抗战初期的陈独秀<br>从《顾维钧回忆录》看顾氏其人<br>傅作义政治转型过程中的双重性<br>第五辑<br>王揖唐的“社会主义”演说和“问题与主义”论战的缘起<br>向蒋介石铸献九鼎的流产与非议<br>《毛泽东选集》所收《学习和时局》一文时间与史实的出入<br>旧金山会议中国代表团组成问题<br>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