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文人德行
说道文人，“温文尔雅，君子如玉”当是我们的第一印象。然盛世文章乱世武功是我国的传统，身在民国，是文人之大幸，亦是文人之大不幸。然常叹时运不济的民国文人们却往往忘记“鄙人者、人恒鄙之”的道理。与其把民国文人的悲喜剧归于时势，倒不如说是自身的德行使然。
民国是中国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文化冲击最为激烈的时期，因此我们看到在当时的文人之中既有坚持穿前清官服，还诡辩称“吾虽故衣，与子实相等”的前朝遗老，也不乏西装革履、言必称希腊的“哈西（方）”人士。衣着如此，治学德行更是如此。
文人的德行大多体现于私节，对于自古以来就尊崇孔孟的国人而言，忠君体国、从一而终本是大善。但西方思潮的冲击却给了民国文人背道而驰的理由：勾搭朋友的妻子可以冠以自由恋爱的头衔，出卖自己的信仰不妨挂上“曲线救国”的羊头，以至于“逛胡同”、“找小姐”也能抬出“我几个月没有碰女人”的理由来。
真性情、假道学，当一切随风而逝之际，我们或许可以说一句：“轶事逸话，皆见文骨；嬉笑怒骂，何止文章！”
袁世凯做总统后，以礼贤下士自居。曾派专使迎王闿运到北京，接见时，命秘书以车恭迎。王闿运穿戴清代官服蟒袍补褂而入。当汽车抵总统府大门时，其时尚存一牌楼叫“新华门”，王问此为何门？
告以乃新华门。
王说，我观之似新莽门也。及见袁世凯，袁说，现已民国矣，老先生何以仍作清服邪？王笑答：你穿西式服装，乃夷服也，我着满洲服装，亦夷服也，彼此彼此。
王闿运性情疏阔，似六朝人物。晚年他宠爱家中一周姓婢女，甚至带其遍游天下。一日，路过湖北，王突然登门拜访湖北将军段芝贵。一见段，王便对周妇说：“你不是想看段大少爷么，这个便是了！”
清末革命党人为表示自己坚定的反清信念，决定不用清朝年号。然而，没有了清朝年号纪年，想记录日期时间很不方便，而“公元”是洋人的产物，借来使用又似乎不恰当。这时，经学大师刘师培提出所谓“黄帝纪元”的纪年法。光绪二十九年（1903）八月，刘师培署名“无畏”，发表了一篇名为《黄帝纪年说》的文章，提出废除帝王纪年的传统方式，改用黄帝纪年，即以传说中黄帝降生的那一年为黄帝纪元元年。刘师培还表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祖先，是中华文明的缔造者，“吾辈以保种为宗旨，故用黄帝降生为纪年”。其时革命党人打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进行反清活动，刘师培的这个主张正好可以激发汉族人的生存竞争意识，促进国家复兴，因此后来革命党发行的各类报刊杂志，便用“黄帝纪元某某年”来标示日期，直到武昌起义成功后，湖北军政府仍采用它来纪年。
民国成立之后，一贯主张革命的刘师培的思想却转为保守，甚至成了积极为袁世凯洪宪帝制铺路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其妻何震，原名何班，早年就读于爱国女社，后来成为极端的女权主义者，为此甚至不惜与男性为敌。据说她婚后常对刘师培作“河东狮吼”，让刘师培畏妻如虎，人称“惧内泰斗”。某天夜里，刘师培慌慌张张地冲进张继家中，喘息不已。接着，外头传来一阵急促的叩门声。只见刘师培脸色惨白，哆嗦着说：“必是我太太来了，怎么办？我非躲起来不可！”说完即冲进卧房，钻入床下。张继开门后，发现是他的一位朋友，就进卧房请刘师培出来。刘师培以为张继在骗他，无论如何都不肯从床下出来，最后张继无计可施，只好趴下将他硬拖出来。
何与姻亲汪公权私通，章太炎发现后告诉了刘，刘却不以为怪，反怪章多事。1919年刘师培死后不久，何震也得精神病而死，一说她削发为尼，法名“小器”。
梁启超提倡趣味主义的人生观，他认为“凡属趣味，我一概都承认它是好的”，但趣味的标准不在道德观念，而必须是“以趣味始，以趣味终”，“劳作、游戏、艺术、学问”都符合趣味主义的条件，赌钱、吃酒、做官之类则非。就他的标准而言，麻将显然也是一种“趣味”的游戏。1919年，梁启超从欧洲回国，有一次几个知识界的朋友约他某天去讲演，他说：“你们定的时间我恰好有四人功课。”有来客不解，听他解释后方知，原来就是约了麻局。
民国六年（1917），德富苏峰在北京与梁启超会晤，当时梁启超已有“中国之德富苏峰”之称，而苏峰则自谦说：“实应呼我为‘日本的梁启超’也。”
1926年2月，梁启超因尿血症久治不愈，不顾朋友反对，住进协和医院，施行割肾手术。不料，所割除之肾，经检查并无病变，而尿血症也未见康复。于是医生又说病因在牙齿上，拔取牙齿七枚，而尿血症依旧没好转。医生们只好又改称毛病在饮食，把梁饿了数日，尿血症更甚，最后溘然长逝。故而有人言：梁虽未被西医所救，然而临死前，还是一如既往地相信西医。
余杭章太炎只知学问，于人情世故竟毫不知悉，以致出门即不能自归。其在东吴大学的同事黄人也是一个痴人。这两个痴人一次在茶馆小坐，结账时才发现都没带钱，两人商议一番，遂决定将章留下以作人质，黄回去取钱。不料黄回家后，正巧收到朋友寄来的书，于是一看成痴，将章抛诸脑后。
章太炎是最早刊登征婚启事的名人之一，有人问他择偶的条件，他说：“人之娶妻当饭吃，我之娶妻当药用。两湖人甚佳，安徽人次之，最不适合者为北方女子，广东女子言语不通，如外国人，那是最不敢当的。”后经过蔡元培介绍，与汤国梨女士结为夫妇，婚礼当天，皮鞋左右颠倒，一时大窘。
章太炎在《台湾日日新报》任编辑时，常有读者向报社反映他的文章怪字僻典太多，读起来很吃力。主编委婉地向他提出意见，章说：“世人之知不知，解不解，我不能管得。吾只患吾文之不善，苟文善，自会有人知之。请勿问！”
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在北京龙泉寺，仅弟子钱玄同可以随时进见。袁世凯每月给他生活费500元，雇厨子一人、听差二人以供侍奉。他毫不客气，命令听差和厨子必须每日向其请安三次：清晨九时一次、下午三时一次、晚上九时一次，请安方式为打躬，不得违误，若有差池，则重责不贷。听差、厨子不敢稍忘。若下午三时，章犹自午睡不醒，则听差需入房，在枕畔低语：“大人醒来，打更时间到了！”
章太炎生平特立独行，有人称他疯子，有人则说他精神病。他知道后，非但不以为忤，还赞成对方的说法，自认是精神病，且希望他的同志、朋友，都能带点精神病。他在东京加入同盟会时，即席发表演讲，有一段话说：“大凡非常的议论，不是精神病的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亦不能说，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精神病的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精神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精神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精神病。近来传说某某有精神病，某某也有精神病，兄弟看来，不怕有精神病，只怕富贵利禄当面出现的时候，那精神病立刻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
蔡元培欧游归来，在上海拜谒章太炎。章问：“鹤卿（蔡元培的字），你游学多年，所学究竟如何？”蔡元培说：“可以骗他人，却骗不了自己。”蔡元培威名远扬，怎会如此？章太炎半信半疑，于是问他吠檀多（编注：吠檀多的意思是吠陀的终极，原指奥义书。相传最初创始人是跋陀罗衍那）哲学。蔡元培果然无以对答。事后，章太炎对门人说：“蔡元培连印度吠檀多哲学都不懂，真的是骗人。”可是不久，南京政府成立后，章太炎在报纸上发表宣言说：“蔡元培学问功业党内无两，应当给予重任，才能孚其人望。”“革命元勋、国学泰斗”说的话，当然管用得很。不久，蔡元培果然成为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
章太炎在日本填写的一张户口调查表：“职业：圣人；出身：私生子；年龄：万寿无疆。”不是自视过高，就是欺倭人不懂汉字。
章太炎无书不读，深通医道，常给人开药方。一日，有人来看他。他说：“你生病了。”说着，就顺手给人开了一道方子。对方回去后，就预备去药店。有人问：“谁开的方子？”答曰：“章太炎。”对方立即笑道：“别人开的方子我信，他的方子我倒不敢信了。”
章太炎有一高徒叫黄侃，寿年只有49周岁，却结婚九次。很多女子仰慕他的才学，仍勇于献身。时人称之：“黄侃文章走天下，好色之甚，非吾母，非吾女，可妻也。”黄一度犯有重婚罪，可章太炎不以为意。黄在南京中央大学教书时，章太炎正在编写《章氏丛书》续稿。黄为了先睹为快，经常索要初稿帮忙誊清，顺便也把成果作为自己的讲义向学生讲授。学生们遂以为章太炎的文章大都是黄帮忙编写的。章太炎仍不以为意。黄侃才高，但述而不作。章太炎总是催他写东西，他仍不写，说50岁之后再写不迟。黄侃49岁那年，章太炎给他写对联祝寿50（虚）岁，说：“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裁好著书。”意在希望黄及时著书。
可是不多久，黄侃就英年早逝。有人说章太炎的对联是“绝命”、“绝书”的谶语，黄侃不到五十周岁就“绝”了。章太炎大恸，亲自为之写《墓志》，说黄：“尤精治古韵，始从余问，后自为家法。”又感慨道：“轻著书，固然不对；不著书，也未必是。”神色怆然，久无言语。
章太炎早年投身革命，浪迹东洋，后又任孙中山秘书。革命功成，他激流勇退。北伐后，日已老迈的章太炎就很少远行了。可是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却不顾老迈之躯，冒着炮火，一路北游。一到北平，他就派人到清华找他的弟子刘文典。刘赶忙进城晋谒。章太炎很高兴，摸摸他的头，说：“叔雅，你真好！”随后就大骂起来，骂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骂他是卖国贼。一日，张学良过来见他，章太炎立即大骂。高声疾呼，声音把屋瓦都震得瑟瑟发抖。
晚年章太炎脾气更大，不易相处。可还是有几个后生逮住个机会去拜会他老人家。老人家那天心情颇好，居然接见了。后生们变着法儿诱使他对当世名人们品头论足。谈到康有为、梁启超时，章太炎很不以为然，说：“康、梁。康，这不必谈；梁，后来变了节。他佛学倒不坏，但究竟改节的……”后生问：“先生对于胡适之怎样看？”“哈哈，”他大笑起来，“哲学，胡适之也配谈么？康、梁多少有些‘根’。胡适之，他连‘根’都没有。”还有人问起当世红人辜鸿铭。章太炎摆摆手，说：“辜汤生，英文，他好，国学他根本不……”
章太炎最喜欢吃的东西，是带有臭气的卤制品，特别爱好臭乳腐，直臭到满屋掩鼻。有一位画家钱化佛，是章府的常客。一次，钱带来一包紫黑色的臭鸡蛋，章见到此物欣然大乐，他深知钱的来意，就问：“你要写什么，只管讲。”当时钱就拿出好几张斗方白纸，每张要写“五族共和”四个字。后来，钱又不断带些奇怪的臭物来：苋菜梗、臭花生、臭冬瓜等，前后共计得到章的题字一百多张。钱将其裱好，挂在自家店中，以每条十元售出，小赚了一把。
刘半农先生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之一，他曾提倡俗文学，曾编“骂人专辑”，在《北京晨报》上刊登启事，征求“国骂”，并不惜以身试骂。先是赵元任用湖南、四川、安徽等地的方言将他骂了一顿又一顿，随后周作人也用绍兴话将他痛骂一通，待到他去上课时，学生们也在课堂上用各种方言轮番骂他。
辜鸿铭有一次参加参政院的会议，领到了300元大洋的车马费，马上去逛八大胡同。妓院的规矩是唱名鱼贯而过，任人挑选。辜鸿铭到每个妓院都点一次名，每个妓女都给一块大洋，到300元大洋派完了，哈哈大笑着离去。
辜鸿铭曾劝西方人若想研究真正的中国文化，不妨去逛逛八大胡同，因为从那里的歌女身上，可以看到中国女性的端庄、羞怯和优美。对此，林语堂说：“辜鸿铭并没有大错，因为那些歌女像日本的艺伎一样，还会脸红，而近代的大学女生已经不会了。”
辜鸿铭的义父布朗先生对他说：“你可知道，你的祖国中国已被放在砧板上，恶狠狠的侵略者正挥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学贯中西，担起富国治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
辜鸿铭在巴黎大学留学时，其义父刻意安排他与巴黎一个名妓作邻居。目的不仅是让他学法语，更让他借此了解更多的人情世故。辜鸿铭在染缸中领略了出入名妓府的政客、军人、富商们的伎俩，练就了“金脸罩，铁嘴皮”的功夫。他与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就是在此相识的。
在英国留学时，每逢中国重大传统节日，辜鸿铭一定要在房间里朝东方摆个祭台，敬上酒馔，有板有眼地遥祭祖先。房东老太揶揄他：“你的祖先什么时候会来享受你这些大鱼大肉哇？”他响亮地回敬道：“应该就在贵先人闻到你们孝敬的鲜花花香之前！”令对方瞠目结舌。
当年，欧美人在中国如同洋菩萨，到处受到尊敬。辜鸿铭对这种崇洋媚外的现象十分反感，他决心不失时机地羞辱白人，以证明中国人才是真正优越的代表。有一次，他在电影院看电影，想点着一支一尺长的烟斗，但火柴已经用完。当他认出坐在他前面的是位苏格兰人时，他就用烟斗和蓄着长指甲的手轻轻敲着那个人的光脑袋，一副傲形于色的样子，以不容拒绝的口气说：“点着它！”那个苏格兰人被吓坏了，以为遭遇了中国黑道上的老大，开罪不起，只得乖乖地掏出火柴，胆战心惊地点着了辜氏的烟锅。
辛亥革命以后，王国维接受罗振玉的劝告，一变而为清廷的遗老之臣，不但受末代皇帝溥仪之封为“南书房行走”、“恩赏五品衔”、“赏食五品俸”，而且在学术上也“尽弃前学，专治经史”，甚至写诗歌颂慈禧“五十年间天下母，后来无继前无偶”。此后，王国维还曾参与张勋复辟的密谋，书札暗通，间关奔走，不遗余力……
溥仪出走后，王国维便丢了饭碗。出于对王的尊敬，顾颉刚给胡适写信，希望胡适能把王介绍到清华国学研究院。经过胡的运动，王国维果然被请到了清华研究院，和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清华“国学四大导师”。
王国维的外表总是严肃冷峻的。赵元任的太太杨步伟对他颇有些害怕。杨步伟是个直爽的大嗓门，但见了王国维却总是默不出声。王国维五十寿诞时，清华大学的同事办了三桌酒席为他祝寿，赵太太硬是避让着不和王国维同桌：“不！不！我不跟王先生一桌。”果然，王国维那一席一直都是默默不语，而赵太太那桌却笑语不绝。
黄侃是饕餮之徒，好暴饮，喜赌博，性情暴躁。他在北大上课时，常突然停下来对学生说：“这段古书后面藏着一个绝大的秘密，想知道么……对不起，就凭北大这点薪水不值得讲，要听，饭馆请！”他对自己的学问十分自负，与人讨论小学时，若有观点不合者，大怒之下常持刀杖相向。然而他却有“三怕”，即一怕兵，二怕狗，三怕雷，其中怕雷甚至怕到“蜷踞桌下”的地步。
章太炎在东京办民报时，陈独秀曾去拜访。章的弟子钱玄同、黄侃在座，听到客来，只好躲入隔壁的房里去。主客谈起清朝汉学的发达，列举戴段王诸人，多出于安徽江苏，不知怎么一转，陈独秀忽而提出湖北，说那里没有出过什么大学者，主人也敷衍说，是呀，没有出什么人。这时黄侃在隔壁大声说：“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主客闻之索然扫兴，随即别去。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