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托派积极反对中共的新路线时，鲁迅的思想动态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1930年3月，当“左联”在上海成立时，鲁迅是参加了的。但鲁迅与“左联”的关系，与其说是与一种组织的关系，毋宁说是与瞿秋白、冯雪峰等几个较谈得来的友人的关系。几年后，瞿、冯离开上海到瑞金，“左联”由鲁迅所极不喜欢的周扬等人完全控制，鲁迅与“左联”的关系其实也就名存实亡。1935年底，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八一宣言》的精神传到上海，周扬们决定解散“左联”。不管王明等人是否明确地下达过解散“左联”的指示，周扬们做出解散“左联”的决定，都是符合斯大林为中共设定的新路线的。既然在政治上要与国民党旧梦重温、伯歌季舞，要与各种力量结成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在文艺上又岂能不服从这一总路线。对于解散“左联”，鲁迅一开始是不能接受的。他不能明白“民族统一战线”为何不能与“左联”并存，继而要求，在解散时发布一个宣言。在鲁迅看来，无声无息地散伙，那不是“解散”而是“溃散”。但周扬们急于要去闹腾“救国会运动”，终于连这点意见也未能接受，还是令“左联”作鸟兽散。在周扬们看来，“左联”是党领导下的组织，如何成立如何解散，都只能听命于党的指示和服从于党在当下的方针政策；而鲁迅反对解散“左联”，鲁迅要求发布解散“宣言”，都是无理取闹。当年与周扬一起工作的中共党员王翰，在1979回忆往事时，还有这样的说法：“对于工作的转变，也存在一些分歧。文委提出解散文总和各个‘联’，建立广泛的群众性组织，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当然是正确的。文委筹建救国会是有成绩的。鲁迅对解散左联一事指责周扬，这种指责是不对的。一则从全局看，为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政府和红军都改名了，那么，为了适应转变，左联等组织改变名称更无可非议了；二则当时党的力量有限，要另配一套干部做救国会工作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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