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越大地的中心，是五岭之南的两广，史称岭南。一向是我国南方各族人民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也是中华文明向东南亚与南太平洋传播的主要通道。近代以来，又是我国最早实行门户开放的地区之一。以百越文化为背景的岭南音乐文化传统，既闪烁着古代文明的光辉，又展现出近代文明的异彩。在现代文明建设中，它必将为中华文明增辉，为亚太文明添彩。
在百越地区出土文物中，最古老的音乐文物，是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中的160件骨哨，距今约有七千年的历史，系新石器时代古越先民留下的珍品。骨哨以鸟类肢骨制成，管身凿一至三个音孔，吹奏时能发出酷似鸟鸣的简单音调。是为古越人拟鸟捕鸟之工具，说明此时的古越先民，已进入以狩猎经济为主的“耜耕农业”阶段。值得注意的是，在出土骨哨中，有些还插育细骨，吹管时抽动细骨，即可形成曲调。今日杭州西湖随处可见的“竹哨”，与此极为相似。比较中推导，竹哨的前身骨哨，可能就是古代乐器箫笛类之雏形。骨管音哨，当是竹管或芦管乐器的先声。当代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广泛流传的单管乐器（笛箫类）和编管乐器（芦笙类），理应是百越文化创造者们对于中华文明、的一大贡献。
《越绝书》《吴越春秋》中均有夏禹为“大越海滨之民”治水，以及“使百鸟还为民用”的记载。《博物志·异鸟》和《吴越备史》甚至说，“鸟为越祝之祖”，“鸟主越人祸福，敬则福，慢则祸，于是民间悉图其形以祷之”。说明居住在大越海滨的越族，是鸟图腾崇拜的民族之一。20世纪50年代挖掘的壮族古歌《百鸟衣》亦可予以印证。今人不妨以越歌与越人崇鸟习俗试行逆向考察，也许能找出音乐史上的《玄鸟》乐舞与百越文化的联系。
流传至今的《击壤歌》唱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据音乐学家王光祈（1892～1936年）考证，此歌和现代闽浙一带的畲族民歌在词句结构上完全一样（均为四字句）。并进而推论，他们在旋律上也极其相似。东汉王充《论衡·艺增》说《击壤歌》起源于尧舜时代。尧与舜相继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的首领。其中，舜“曾耕于历山，陶于河滨，渔于雷泽。南巡死于苍梧之野”。以上所述之福建、浙江、苍梧，均属上古时代越人先民生息之地，也是我国最早进入农耕文明的地区之一，虽然不能因此而断定（《击壤黝源于此地，但可以说曾经流传于此地。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于公元前214年开凿灵渠（今广西兴安县境），连接湘漓二江，沟通了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中原文化大量进入百越之地的岭南。汉族乐舞甚至传到了今日越南北部地区，百越文化之乐舞内涵开始发生新的变化。秦设桂林郡、象郡、南海郡等，在汉初（公元前206年）被赵佗合并为南越（含今广西全境、广东和贵州大部、越南北部等），自称武王。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路博德、杨朴等平定了南越政权，曾为此举行盛大庆典，乐舞中曾用“二十五弦瑟”和“夔摸瑟”等。前者系中原传统乐器，后者则系自阿拉伯、印度，经越南传人岭南的西亚乐器。广州郊区出土的南越王二世赵胡墓葬，内有铜编钟三组27件，石编磐两组18件。可知南越王朝乐队规模之一斑，亦可见中原乐舞在南越乐舞中已占主导地位。至此，百越乐舞逐渐向着岭南化，即越汉融合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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