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因经济落后而饱受欺凌的切肤之痛,使国人深切认识到发展经济乃是民族自强之本。方志家们也更多地将眼光投向经济领域。据统计,清代的一些志书名作,如戴震的《(乾隆)汾州府志》、洪亮吉的《(嘉庆)泾县志》等,其经济门类只占全书的3%~5%。而民国方志中经济方面的内容大幅度增加,如川沙、洛川等志,经济门类一般占到全书的20%以上。当时的浙江大学校长蒋梦麟曾为修浙江省志拟订了一个方案,按照他的设计,经济门类要占全书的1/3。
民国方志更普遍注意记载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史实。例如,《(民国)瑷珲县志》特详于17世纪以来的中俄关系。小小一县,却在县志中特设了“外交志”一卷,记载《中俄瑷珲条约》和历年中俄交涉事件及其他条约。它的“艺文志”不是收录诗文,而是收录有关中俄交涉的文献公牍。它的“武事志”,历数沙俄对瑷珲的侵略及中国军民的抵抗,其中周继功的《庚子之秋,边衅互开,瑷珲不守,人民流离原委记》,十分细致地描述了瑷珲失守的经过和百姓流离失所的惨景,是研究光绪二十六年(1900)沙俄侵略黑龙江的第一手资料。《(民国)胶澳志》,引用德、日占据青岛时的原始档案和其他文献,记述了德、日帝国主义侵占我国胶东半岛的始末。安徽的《(民国)阜阳县志续编》专设类目汇辑抗日战争史料。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