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元生，1949年生于香港，籍贯广东云浮。1972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历史系，获甲等荣誉学士学位，1974年获哲学硕士学位，后赴美深造，1980年获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博士学位。毕业后曾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及美国加州州立大学，1992年后回港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2004年升任历史学讲座教授，并于同年8月起出任崇基学院院长及历史系系主任。<br>梁元生之学术研究范围，包括中国近现代史、城市史及城市文化研究（特别是上海、香港和新加坡）、儒学史、海外华人史及中国基督教史等。其代表作有：《林乐知在华事业与万国公报》（1978）、《宣尼浮海到南洲》（1995）、《上海道台研究》（英文1990，中文2003）、《十字莲花：基督教与中国历史文化论集》（2004）、《新加坡华人社会史论》（2005）、《基督教与中国》（2007）、《比较世界历史上新秩序的建立及其正统化》（英文2007）、《边沿与之间》（2008）等。除学术著作外，还著有散文集《施榆集》（1998），并编辑教会大学历史文献丛书（1997-1999）多种。

    《晚清上海：一个城市的历史记忆》以清末民初的上海为重心，考察近代中国城市在走向现代的历史行程中所产生的急剧变化和所需要面对的严峻挑战。《晚清上海：一个城市的历史记忆》之中多篇文章皆以“人”为本位，包括城市的管治官员、士绅、商人，以及一般市民，注目点是他们在大时代中所作的调适。除此以外，贯穿《晚清上海：一个城市的历史记忆》的还有一个“空间”的概念。在近代各种变迁冲击之下，在上海这个城市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其“公共空间”也相应地出现了很大变化。《晚清上海：一个城市的历史记忆》以“衙门”（以上海道台为中心的道署）、“会馆 / 公所”、“局”、“堂”等作为考察的对象，分析新旧、中西、传统与现代、本地及外来各种力量对这些“空间”带来的变化，由此对晚清时期中国近代城市的转型提出一个较为新鲜的看法。

    上海开埠后之官吏对现代化的态度，在此不能逐一叙述，上面只举洋务运动期间的数位上海道台为例，说明在最现代化的都市之中，同时又是官办新兴工业的负责人——上海道台，并非如一般人心目中的“洋务通”。他们有相当强的“保守性”，对传统文化、道德的执著，且过于斯时许多洋务大官僚如李鸿章、丁日昌等人。<br>如何去解释这种既“开放”又“保守”的态度？现代化倾向和传统之间有否矛盾？为什么这些人在上海道台任内有“双面人”的表现，但退休后又显出较为单一性的保守——继续做他们的传统绅士或忠臣孝子？<br>我的解释是“责任”，是作为上海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的双重责任。作为地方官吏的责任是管理地方上的治安、行政、教育和民生福利，这些责任和传统的文化、道德是互相配合的；但在上海开埠后，上海道台的责任增加了，包括应付外交和管理或监督官方的洋务事业，而这些事务许多是上头或外面加诸地方官身上的，由不得他去选择。意思是他有两重的责任，既有现代化的一面，也有传统性的一面。他要应付上级洋务官僚的要求，也要体恤民情、顺应传统士绅的需要。对于这些官员来说，现代和传统基本上不是可以选择的取向，而是需要兼顾而又能平衡的责任；一旦失去平衡，那么就会有一方面失职，得罪任何一方都难免有丢官去职之祸。从这些道台的折中主义及有时候难以解释的矛盾政策看来，他们最关注的是平衡其矛盾与责任，而非自身对传统或现代的信念、承担（commitment）或爱恶。

    自序<br>一 从《上海通志》到《上海通史》——一个城市的史学史<br>二 上海开埠后广东帮与宁波帮的竞争<br>三 上海道台与晚清政治社会<br>四 清末上海的文化张力与“双视野人”<br>五 权力的分配与平衡：清末上海的城市政治和社会精英<br>六 海上天风：早期上海基督教的传播及其影响<br>七 上海中西书院考略：一个教育理想的创建与幻灭<br>八 凝观与反照：19世纪80年代星沪之间两本游记的解读<br>九 津沪联系：李鸿章对上海的政治控制<br>十 体制内的变革：清末上海的“局”<br>十一 慈惠与市政：清末上海的“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