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旅沪外侨中的特殊一族——俄国人<br> 1843年上海辟为通商口岸后，先后在沪定居的有来自58个国家的外侨，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外侨总数已逾6万，其中约四分之一为俄侨。然与其他各国外侨相比，俄人显为一特殊的群体。<br> 1 来沪较晚<br> 在上海租界形成之初的20年内，没有一个俄国人在沪定居。最早在上海居留的俄人，是那些原先住在汉口的俄国茶商。19世纪60年代起，俄商开始在汉口收购红茶，并设厂制成砖茶，由水路沿江而下，运至上海，再经海道转运出口至俄国。汉口俄商为处理繁忙的贸易业务，常到作为主要中转站的上海，并在上海逗留一段时间；而一些著名的俄国茶行，如百昌洋行、顺丰洋行和新泰洋行等，还在上海设立分行或代理号，其所雇之行员便成为在沪居住的俄国侨民。然自1865年至1890年代初，上海每年平均仅有4名俄侨。19世纪末起，俄侨人数开始缓慢增加，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公共租界的俄侨大体在360人左右。与其他各国外侨相比，俄侨人数仍较少，且大多互不往来，既无社团组织，亦罕见共同参与之社会活动，更无艺人旅居沪埠。<br> 2 增速最快<br> 1917年十月革命后，大批旧俄贵族、资本家、文武官员和知识分子，仓皇逃离俄国。自1918年初起，俄难民蜂拥抵沪。据沙俄驻沪总领事格罗谢统计：自1900至1917年间，来沪俄侨仅有248人，平均每年不足15人；而自1918至1931的14年间，抵沪俄侨为14836人，即平均每年多达1060人。其中出现过几次高潮，即俄国革命后的1918年、1922年远东滨海地区白俄抵抗运动结束、1925年上海工人大罢工及1929年中国和苏联在东北地区发生武装冲突之后。十月革命前，上海俄侨人数约有400余名，仅占上海外侨总数的2％。而至1936年，公共租界共有外侨38915人，其中俄侨3017人；法租界外侨总数为23398人，其中俄侨11828人；两界合计，俄侨总数为14845人，占外侨总数(62313人)的24％。可见，在18年的时间内，俄人在上海外侨总数中的比例增加了12倍，成为上海人数最多的西方侨民。<br> 3 无根之人<br> 旅沪俄侨在十月革命前人数虽少，却均系帝俄臣民，由驻沪俄国总领事馆管辖，受俄国政府保护。十月革命后，由于苏维埃政权尚未被列强各国所承认，故上海公共租界及法租界当局仍继续承认旧俄驻沪总领事馆，并视俄总领事格罗谢为上海俄人之当然代表；旅沪俄侨亦与其他各国外侨一样，继续享有领事裁判权。然十月革命后驻华俄使领馆的微妙地位及其种种侵犯中国主权的活动，日益引起中国政府的关注。1920年明23日，北洋政府要求关闭俄国驻华外交使领机构，停止旧俄驻华公使、领事等外交官待遇。西方各国虽在事实上默认中国政府之决定，但坚持要求保护俄侨，并设立一些管理俄侨的机构。1921年，北洋政府决定在各通商口岸设立管理俄侨通商事务局，旧俄外交官以不支薪的中国官员身份供职。<br> 1921年3月7日，管理上海俄侨通商事务局正式开办，由外交部特派江苏交涉员许沅兼任总办，格罗谢任主持局务的会办。该局按中国法律对旅沪俄侨进行管理。1924年5月31日中苏两国正式签订了《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又称《中苏协定》。同日，两国政府宣布恢复正常外交关系。同年7月1日起，管理上海俄侨通商事务局撤消，旧俄领馆移交后成为苏联驻沪总领事馆。自此，不承认苏维埃政权的绝大部分俄侨，皆成为没有国籍、没有护照、不受使领馆保护、没有法律意义上的身份之无国籍难民。他们虽有民族，却无国可归，成为“无根之人”。这一切使他们在上海的流亡生活尤为艰难，并具有了异于其他各国外侨的诸多特点。正如德国著名小说家艾利希·雷马克在其长篇小说《流亡曲》的卷首语中所说：“没有根的生活，是需要勇气的。”<br> 4 从“穷困潦倒”到“衣冠楚楚”<br> 经过十月革命与国内战争的风暴而流亡至沪的白俄难民，原先大多衣不蔽体，疲惫不堪，分文不名。<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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