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幸的是，中国社会史学科从新时期开始复兴迄今，在学科内部一直保有一股学科反省和理论思考的流脉，在各个阶段都有一些学者发出关注理论的呼声。①更有一些学者致力于在研究实践中矫正上述“碎片化”、“记述性”等缺陷的探索，力求突破这些瓶颈。这些探索大致可归结为三种趋向或三种方法，即“综合法”、“理论法”和“跨学科法”。
第一是综合的方法。即用整体性、联系性、多层面和网络化的观点，对所研究的问题进行综合性研究，以避免碎片化。即使是微观的专题研究，也力求将其置于一定的立体网络联系中进行观察。因为社会事象本身就是一种立体网络化的存在，其意义与价值就存在于网络联系之中，若割裂了联系，也就抽离了其灵魂与意义。如以行龙为首的山西大学社会史研究群体，研究山西区域社会史，就是从经济、社会、文化、地理、民俗等多个层面，进行综合性、长时段的研究，使得山西区域史的诸多课题研究具有整体性、多层面和立体感。这是一种比较成功的探索，可以说是社会史学科的一种新的总体史、新的综合。
第二是理论的方法。即综合吸收一些社会科学一般性理论资源，如社会理论、文化理论、经济理论等等，针对某一社会史问题，通过理论概括与提升。形成解释这一历史问题的理论逻辑和概念工具，并将这种理论与内在意义的阐释贯穿于历史记述之中，以避免单纯记述的平面化与浅薄化。在这一过程中，要清醒地认识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区别，充分认识中国本土社会与一些主要源于西方的理论之间的差异，自觉地避免生搬硬套式的理论移植和套用，避免出现曲解历史现象。如一些学者运用市民社会理论、社会正义理论、区域化理论、传播理论、文化再生产理论等尝试进行研究。虽然有的运用这些理论未免有些生硬或牵强，出现理论与描述“两张皮”现象，反映了引进理论与学科研究的结合有些“水土不服”，但这仍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具有一定的探索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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