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皇帝的权力最终是否是由士大夫创造的，皇帝的权力是否拥有超越士大夫群体的权力基础呢？这是贯通整个中国历史都很难诠释的大问题。
本书稿没有余力深入探讨这样的大问题，鉴于问题的重要性，如果在此谈一点笔者不成熟的看法的话，我认为，皇帝的权力具有超越原本由士大夫所创造的社会结合体的、不同层面的性质。
首先，从权力的成立过程来看，成为宋朝权力之原型的，是从黄巢叛乱中分化而成立的朱温集团的权力，尤其是它的武力。关于这一点，笔者曾在《朱温集团的特点和后梁王朝的形成》（《中国近世社会文化史论文集》，台北中研院，1992）中有过论证，因此，这里想简单地论述一下。朱温集团以茶贼、盐贼这类反社会群体作为成立的基础，这个反社会集团最终转变为后梁王朝的公共性集团。其中重要的是，在转化为公共权力之前的朱温集团，也是以反社会的身份存在，并与社会整体保持着联系的。换句话说，它是一个消极的公共性集团，而不是单纯的个人性质集团。的确，在该集团中也有一定的文臣官僚关系的萌芽，在促使该集团由消极的公共性集团向公共性集团转化时，这种萌芽发挥了很大作用。然而，在此之前，该集团已经拥有了非个人性质集团意义上的公共性质。正是这种公共性质，构成了皇帝权力的最基本要素以及其超越性性质的根基。
至于说到作为科举原型的文臣集团，也许能够追溯到朱温的助手敬翔等人与朱温的关系，以及在黄巢集团的骨干人物中如张全义、韩建等这些独霸一方者与朱温的关系。对他们来说，朱温既是集团的共同组织者，也是具有超越性的绝对的统治者。如果从实质意义上来探究该集团中文臣官僚制的萌芽的话，不管它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它都已经是在一个以公共性存在的权力集团中，以军事需求为核心而成立的、由皇帝来实行的超越性统治的助手。科举最原始的形式或许可以在这里找到。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