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让一克劳德对我说：“有件事是必须要对孩子说的：他有一位父亲，这位父亲也有他的父亲。”治疗就从那里开始了：魔鬼、精神分析师、母亲。一年中，让一克劳德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分析，试图建立起一个父性的隐喻，换句话说，是一个第三方，以便把他从他母亲和魔鬼那里分开——是他的母亲和魔鬼造成了所有这些悲惨事件并把他当成一个玩偶。但是每次他试图建立起一个足以支撑的形象都会坍塌下来，只留下他自己，一具行尸走肉，如同盒子里的木偶。直到有一天，他用想象建立起一只铁眼高悬天空，比魔鬼更高，比魔鬼更强大，一只可以支撑他找到和平的保护眼。从那时开始，他平静下来，开始学习读书写字。但是，突然有一天，他又来告知我，那只铁眼从天空消失了。对他来说，一切又得重新开始。就在这个时候，我去跟弗朗索瓦·多伦多讲述了我和让一克劳德的这个故事。我报告完了之后，由多伦多做总结。一般来说，她总是比较严厉的：“埃里克-迪迪耶，您是个精神分析师。”就在她说这话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觉得自己明白了一件事：精神分析师只能是断续性的，是有时段的。我们适合一个病人但不一定适合另外一个，我们适合一个病人的某一次分析却又可能跟不上后面的分析，我们可能某一天完全听懂了而在次日又毫无所获。同时，完全不懂也并非坏事，如果这持续很久的话，我们就要扪心自问：究竟我们在那里做了什么。有的时候，当我有几分迷惘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弗朗索瓦·多伦多的这句话，与消失的铁眼相反，这句话从未完全消失。
让我回到那个原初的关于承认的信号上来。没有它的时候，我们中间的许多人在等待它降临的过程时都不知所措。分析师建议病人在治疗中寻找和争取它，为了这个信号的到来，让他说出必须说的事情。对于病人，不管他是成人还是孩子，都要分析师通过话语而不是随便别的什么东西将他从沉默里解放出来。如你们所知，治疗中的规则只是我们为了谈话来到这里，而不是为了别的。关于这个承认的信号，在我自己的分析中曾有过一次经历——我不太满意我的分析师，我觉得他缺乏勇气，有的时候太像是一个诱导者。但是有一例，经过十年的分析，他终于做了一个拯救者的关键性的动作。我注意到他的表现太友善太亲切，而所有那些友好的手势——如我走出分析室时，他会拍拍我的肩——是为了代替他无法对我说出的某句话，他想对我说却还没找到的那句话。直到有一天，我异常紊乱，躺在分析椅上像个婴儿般哭泣，不知为什么我感觉完全迷失了方向，并且没有一丝掩蔽。这时他从他的椅子上起身走到我的面前，直视着我的脸。由于这样一个纯粹的在场，毫不避讳地面对某人的匮乏，他可以支撑起我失落的目光，丝毫没有逃避，就这样将我从孤独中带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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