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近历史与大众的距离王学典
    通俗与提高、专家之学与普及性读物之间的关系如何平衡，一直是史学界的老问题。早在1946年，顾颉刚先生检讨抗战以前中国史学发展的经验教训时就指出，在此之前大家的精力都投向了专的方面，而忽略了通的方面，专家的研究固然是史学界的基石，万万缺不得，可是接受专家研究的成果、融会贯通后送给一般人看的普及读物也万万缺不得，因为“唤起民族意识，把握现代潮流，都靠在这上了”，所以他希望将来的史学应当“两条路都走，两种人才都培养，然后可以学尽其用”。
    令人遗憾的是，顾先生的这个真知灼见并没引起此后中国史学界的重视。几十年来中国史学界对于普及应用性史学的发展一直重视不够，使历史学在公共知识体系建设中成为较为薄弱的一块。由于历史教育的缺陷和历史研究论著缺少趣味性，导致很多人的历史知识不是来自历史课堂和史学研究论著，而是来自一些缺少历史依据，甚至是胡编乱造的“历史小说”或“历史剧”。这些“历史小说”或“历史剧”最严重的问题不在于描写“官场倾轧”、“宫廷秘闻”、“皇帝野史”等事情的不真确，而在于它们崇尚和传播的是“弱肉强食”、“心狠手辣”、“见风转舵”、“明哲保身”、“权钱万能”等不利于人类健康发展的思想。深受这些小说或电视剧影响的人们的历史观念也因此而扭曲变形，成为“清官”、“好皇帝”、“权钱”的崇拜者。史学界除了发出几声不满外，对这些毒害人民、贻害民族的现象并未能采取有效的措施予以遏制。
    在这种情况下，发自学界以外的历史通俗读物开始出现，并且逐渐赢得了不少读书者的喜爱，这种史学现象也引起了学界内外的关注和争论，有人反对，有人赞赏。平心而论，尽管目前出现的历史通俗读物良莠不齐，表现各异，不过它们的确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专深历史研究、不擅长知识传播和普及的缺点，向人民大众传播了较为真确的历史知识，拉近了历史学和大众的距离。综观近几年出现的历史通俗读物，它们总体上还是有一个基本的取向，就是求真、求善、求美。毋庸讳言，人文社会学科存在的目的就在于不断地促使人类实现真、善、美。所以对于这种求真、求善、求美的历史通俗读物，历史学界应当给予提倡和鼓励。
    所谓“求真”，就是历史通俗读物的写作应当以正确的历史事实为基础。“秉笔直书”是一切历史著作之所以为历史著作的根本。历史通俗读物虽然追求通俗易懂和生动有趣，但是它本质上还是历史著作，所以自不能例外。目前被认可的一些历史通俗读物，虽然已被人指出存在某些“硬伤”，但是大体也都遵守着这一根本原则。从历史通俗读物被指出的“硬伤”来看，主要问题在于过分依赖“正史”而不注重对已有历史研究的吸纳。历史学发展到现在，几乎在所有知识点上，都多有专深的研究，并且不少都是被普遍认可的结论，这就给历史通俗读物的撰写提供了很好的知识储备。所以，历史通俗读物如想更好地“求真”、避免“硬伤”，就必须更多地参考已有的专深研究，而不能仅仅依靠一些传统史书。
    所谓“求善”，就是历史通俗读物的写作应当以正确的价值观为指导。司马迁一部《史记》之所以能够传诵千年而不止，正是它努力践行了“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继绝世，补弊起废”的“王道”。现代社会虽然已经不再需要宣扬“王道”，但是明辨是非、惩恶扬善、纠偏补弊依然是历史书写的基本追求，而且公民社会的建设还给其赋予了更高的目标，即塑造与公民社会符合的历史观。在这种情况下，历史著作，尤其是历史通俗读物在叙述、评说历史时，虽然是以个人视角解读历史，但也应尽可能摆脱个人好恶或时流俗见的影响，谨记建设公民社会正确价值观的使命。因为，歌颂“清官”、“好皇帝”，其实质是在支持“人治”反对“法治”；崇尚“权术”、“厚黑”，其效果一定是颠倒是非、扬恶惩善。
    所谓“求美”，就是历史通俗读物的写作应当生动有趣，易懂好读。“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一语准确地概括了论著能否得到传播和普遍接受的真谛。专深的历史研究论著是写给职业史学研究者看的，它要的是言之有据，论证精详，所以不必讲求文采，更不能讲故事。但是历史通俗读物是写给普通大众看的，如果语言不生动，故事不有趣，情节不曲折，行文不好读，那么就不会引起普通大众的阅读兴趣。所以它必须要把纷繁复杂的历史过程精练简化为一个个有趣的情节或故事，然后通过精美生动的文句、娓娓动听的讲述、自然合理的议论，给阅读者以美的享受。
    一句“历史原来可以这样写”成为近几年评价赞扬历史通俗读物最流行的评说语。这句潜藏着对过去数十年由职业历史学家主掌的历史书写“否定”意味的话语值得我们当前史学界深思。就历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来说，今天的中国史学研究无疑已经都超越了六十年前，但是在历史知识的传播和普及方面，我们则很难说进步多少，甚至可能在某些方面还退步了。比如民国时期的一些史学大家，如顾颉刚、吕思勉等人都热心于历史通俗读物的编撰，在这些史学家的努力和支持下，《大公报》、《益世报》等主流报刊也开办了面向公众的史学栏目。反观今天的中国史学界，既很少有在史学研究上卓然有成的史家致力于历史知识的普及传播，也难在普通报刊上也见到面向公众的史学栏目。史学论文和专著虽然数量在不断增加，且不说思想的枯萎和见识的短浅，就是越来越干巴的行文也让史学界内部不少人士难以读下去。中国史学界目前的确是越来越专了，以至于研究明清不知魏晋，可是这恰是中国史学的悲哀而不是骄傲。缺少“通人”，缺少“通识”不仅使历史学远离大众，脱离现实，也使史学研究自身让人生厌，失去吸纳后继人才的魅力。
    当问题不能由正常方式来解决的时候，就一定会由某个非正常的渠道来解决。历史知识普及的任务既然职业史学工作者不担负起来，那么发自“民间”的历史通俗读物则会让人眼前一亮，并迅速被社会大众认可。
    相对于那些胡编乱造的“历史小说”和“历史剧”存在的种种问题来说，旨在求真、求善、求美的历史通俗读物，在向公众普及必要的历史知识、塑造正确的价值观和促进历史学健康发展等方面是颇为有益的。职业历史学家和学院派学人对于这类历史通俗读物的编撰，应该予以提倡和支持！
    （作者系山东大学教授、《文史哲》杂志主编、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