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事官体系与使职体系交叉，带职事官而理差遣事任，出则任差遣，归则复本任，这种办法的普遍行用，很容易造成官员管理中的混乱与不便。诸如带本官者与其“本曹”的关系，以及是否应按“在朝叙职、人省叙官”的原则排列次第等敏感问题，自唐至宋争论不休①。
中晚唐时期，既是以种种权宜措置破坏原有官制的过程，又是尝试对设官分职之制进行整理，力求建立能够相对稳定运转的官僚机制的过程。
这一阶段中，职事官队伍已经改变了性质，而差遣体制尚未发育成熟。反映在任官制度中，实际上出现了“双轨制”的局面：一方面，“官”有员额有品秩，却不一定有事权；另一方面，拥有事权的差遣“职”，却由于本属权宜设置，任命不经有司，既无品秩又无员额。
这种状况引起了士大夫们广泛的关注和议论。当时整理任官制度的努力，归结起来，是希望恢复（而非另建一套）以职事官为中心，把官称、员阙、品秩、事任联系在一起的设官分职方式。
早在武后时期，李峤为吏部尚书，许员外官厘务，“至与正官争事相殴”，于是用“停员外官厘务”②的办法，把他们与正员官加以区别，维护了职事官的正常工作秩序。中宗、韦后时期过后，宋璟、姚元之主持铨选，一改逆用数年员阙以迁就选人的做法，以“量阙留人”为方针，尽力保证治事队伍的效能。直到德宗时期，陆贽提出注拟时“计阙集人”的原则，进一步明确了铨选中以职事官“阙”为本位的政策与思路。面对官员总额剧增陡涨的形势，朝廷中的有识之士逐渐把限制冗滥的着眼点转移到直接选授任职的“阙”额方面。于是，不仅有正员官与员外官的区分，又有了“厘务”与不厘务、“视职”与不视职、“占阙”与不占阙的类别③。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