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分析旨在说明，造就齐人以嗜新好异、疏阔豁达为主要特征的开放外倾型文化的直接而根本的因素不在于地理环境。那么在于生物意义上的种族么？答案自然是否定的。虽然身躯高大是东夷各部所共具的生理特征，然而似乎不难发现，春秋战国泰山南北俱以东夷族人为国民主体（数量上）的典型鲁人与典型齐人，一者迂阔谨慎猥琐守纪律，一者疏阔大方随心所欲无拘无束。显然，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国民性格的成因，用种族生物学也是解释不通的。
解决问题的关键何在？
仍在经济，在生产生活方式。
马克思说，“商人对于以前一切都停滞不变，可以说由于世袭而停滞不变的社会来说，是一个革命的因素”。这当然也适宜于工商业发达的齐国。首先，齐历来尚富重利，利为义之本，义随利变，“把这些观点引申发挥，就可以成为变革现实既定秩序的理论根据”。其次，工商业者为适应时空的变化，社会及人们审美消费观的变化，需要时常翻新商品的品种和花样。《管子·侈靡》说，“兴时化（货）若何？莫善于侈靡。”其意似即以侈靡去促进新产品的开发与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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