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体制内构建新的公团主义机制是中国共产党适应新的、开放的市场经济和日益受利益驱动的政治的另一个重要手段。随着私营企业主及其商业组织在经济领域得势，他们形成了在政治事务中维护自己利益的趋势，并通过产业协会来保护个人和集体利益。由全能主义转变为威权主义之后，党和国家体制较少地通过强制和宣传来控制社会。相反，以组织操纵取代了符号操纵，与商会、工会和各类产业协会建立了联系。“为了疏导利益表达、规范国家和社会重要群体间的信息流、至少用部分社会规则取代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的直接控制，国家创造了密集的经济和社会组织网络。”（Dickson，2003，p.58）在中国，公团主义被用来在不产生重大危机的情况下放松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的控制，而非强化这种控制。在这一点上，中国与许多其他国家不同（Unger&Chan，1995）。<br> 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党建是又一个重要的调试策略，它包括反腐败、加强党纪、重建地方组织、提高党外协商与监督、发展党内民主、提高干部素质、为党政干部提供在职培训，以及扩大党校系统和干部培训机构（Shambaugh，2008）。<br> 以上所有的措施都帮助中国的党和国家体制维持了控制力。尽管鲜有分析者会强调这些步骤已经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民主化的一种替代选择，他们的分析至少有助于理解为什么中国能够出现“没有民主的资本主义，没有政权更迭的政治变迁，以及置身于共产党内的资本家”（Tsai，2007，p.221）。<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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