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冲及，教授，1930年12月生于上海，195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中国近代史学者，半个多世纪以来在该领域内取得众多开拓性成就。 <br>    先后当选为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会长，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84年起担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直到2004年退休。2008年6月，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是中国历史学界继郭沫若、刘大年之后获此殊荣的第三人。 <br>    改革开放以来，多次参与党的重要文献的起草工作。主编《毛泽东传>、《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朱德传》等，其中《周恩来传》和《毛泽东传》分别获得第一届和第三届国家图书奖。<br>    其他重要著作主要有：《辛亥革命史稿》、《孙中山和辛亥革命》、《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等等。

    《七十后治史丛稿》选人的文章，大体可分为四组：第一组是中国历史通论性的，如《中华民族是怎样形成的》、《传统文化三论》、《中国近代历史中的几个根本问题》；第二组是专论性的，内容都属于中国近现代史的范围内，长短不一，长的有三万多字，短的只是“千字文”；第三组是关于治史方法的，大多是在一些会议上对青年史学工作者的讲话，或接受采访时的谈话记录；第四组是怀念和回忆，怀念是讲一些尊敬的师友，回忆是讲自己。

    在土地革命时期，党曾经犯过三次“左”倾错误，这对学过党史的人都是常识。但是也可以进一步提出一些问题：这三次“左”倾，为什么当一次“左”倾纠正以后，接下来又是一次“左”倾，而且一次比一次厉害，原因是什么？当然，这里有主要负责人的原因，有共产国际的原因，但当时党的领导干部甚至党员中大多数人是支持的，这又是为什么？这三次“左”倾，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又有什么不同的地方？这些都是需要探讨的。<br>    我们可以考察这三次“左”倾是怎么一次次发展起来的。第一次“左”倾跟以后两次的不同点在于：它是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遭受惨重失败后发生的。当时国民党在全国进行了大屠杀，一共杀了31万人，其中共产党人有26000人。在那种情况下，党内就出现了第一次“左”倾错误——“左”倾盲动主义。它最明显的标志是在全国各地，不顾当地的主客观条件，都要求起来暴动，谁不暴动就是机会主义，而且认为党的任务就是最后在全国实现总暴动。众所周知，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力量遭受严重摧残，大量工会、农会被解散，工人农民运动也消沉下去。国民党的统治，在北伐战争以后得到了一个暂时的稳定时期。从1928年国民党军队进入京津以后，一直到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差不多9个月的时间，国内的内战停了下来。全国的交通恢复了（包括几条大铁路）。民族工商业得到恢复和发展。很多人对国民党抱有希望，因为它还打着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旗号。在这样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不顾条件搞全国的总暴动是不适宜的。 <br>    ……

中华民族是怎样形成的<br>中国传统文化三题<br>中国近代历史的几个根本问题<br>作为世纪伟人的孙中山<br>五四运动：伟大的历史转折点<br>瞿秋白对中国革命的贡献<br>从迅猛兴起到跌入低谷——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的前前后后<br>抗战前夜中共中央战略决策的形成<br>西安事变与20世纪中国历史变迁<br>抗日战争和中华民族的觉醒<br>历史告诉我们的真理没有过时——《甲申三百年祭》笔谈<br>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br>较量：东北解放战争的最初阶段<br>蒋介石是怎样应对三大战略决战的？<br>新中国诞生的划时代意义<br>新中国的第一年<br>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br>谈谈新中国的“前三十年”<br>新中国初期的毛泽东和周恩来<br>周恩来晚年的两难处境——《周恩来的晚年岁月》序<br>如何推进朱德思想生平研究<br>邓小平和20世纪的中国<br>20世纪中国历程的启示——写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br>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br>治学漫谈<br>人物传记中的几个关系<br>人物年谱的编写——《张学良年谱》(修订版)序<br>学风问题至关重要<br>谈谈写文章<br>五十年前的回忆<br>杨西光在复旦大学的日子<br>我所知道的冶秋同志<br>中国史学工作的重要领导人<br>后学眼中的蔡尚思<br>陈锡祺《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论集》(增订本)序<br>“人生要有追求”——悼念龚育之同志<br>暗号是送你．一本书<br>同邹兆辰教授谈治学经历<br>难忘的十年<br>答《中国历史评论》问<br>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