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的发展不仅引起社会领域的深刻变化，也深深影响了人们对人与世界关系的看法，新的世界观，特别是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新认识开始形成。在整个中世纪，虽然人们普遍持有人优越于自然万物的信念，但这种优越感主要表现在与上帝更为亲密的关系之中，也即分享更多的爱或神性之中。人们关心的是来世灵魂的得救与幸福，摒弃世俗的幸福生活，神而非在自然是人们关注和研究的中心，神学高于其他所有学科。伊甸园的智慧之果仅意味着“知善恶”，所以神学就其实质是对善恶问题的理论研究，也即一种伦理学研究。虽然后来出现了以罗吉尔·培根为代表的思想家主张将神学与哲学分开，提出了要重视实验研究，但这不是社会的主流认识。可以说在整个中世纪，人们并没有将自然作为人改造的对象，后者是近代所形成的观念。圣经中所赋予“人是自然的监管者”，“监管者”（regulator）并非“主人”（Owner），这个词语在较弱的意义上表示着人可以以自然所提供的食物与环境作为维持自己的生存的手段，但更主要的意义是表示人在宇宙中高于自然万物的地位，或者说是得到上帝更多眷顾的象征。进入文艺复兴以来，尤其是近代以后，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开始意识到人超越自然万物的创造性.并开始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不再只是被当作监管的对象，而是日益被当作改造与征服的对象，人类中心主义的两大信条，即“人是自然的主人”、“自然是人的原料仓库”逐步获得清晰而完整的表达。人改造、征服自然所依靠的手段就是知识，但不再是知善恶的知识，而是自然科学知识或能造福于人的知识，弗兰西斯·培根所提出的“知识就是力量”也由此而来。与此紧密相关，哲学从本体论、神学转向认识论，探讨人的认识能力、认识的基础、认识的界限、认识的基本方法、认识的检验标准等成为无数精敏的头脑开始思考的问题。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区分的视阈来看，亚里士多德实践理性中所蕴含的工具理性含义逐渐被强化，而由苏格拉底提出的对善的人生目的进行规定的价值理性则相对衰落。这一趋势显然被康德关注到，如何扭转这一趋势，也即恢复价值理性的权威，成为康德伦理学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旨归。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