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共分为九章， 主要内容包括： 共和建设之道——梁启超的政治理论基础 ； 政党政治——梁启超与进步党和国民党 ； 中坚领导——梁启超与袁世凯及北洋军人的关系等。

　　第一章  共和建设之道
　　——梁启超的政治理论基础
　　政治家的政治行为，本于一定的信仰和方针。要想了解某一政治家的政治行为，亦当以了解其信仰为人手之道。
　　梁任公在民国政治中，虽仅两次短暂出任阁员，然其与政党政治、讨袁护国、反对复辟、社会文化运动等均有密切关系。尽管康有为批评他“个性流质”，自己亦尝“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然而在这些事件中他均有一定的立场。有时固然不免于利害之权衡，内心深处仍有一向服膺的基本理念。因此，探讨任公的政治理论基础，实属必要。
　　（一）拥护共和
　　辛亥革命爆发后，梁任公曾附和其师康有为，发表“新中国建设问题”一文，主张虚君共和，仍旧是君主立宪主义者。〔1〕及至南北议和达成清帝退位及实行共和之协议，任公即不再坚持原先的主张，反而进一步积极表示支持共和。其首次公开拥护共和之言论。见于“中国立国方针商榷书”。这篇长文系以共和建设讨论会的名义发布，任公为该会领袖，可以看出他的拥护共和态度。他说革命之后，当行共和；能行君主立宪，即能行共和政治；有行共和政治的意志，必能使共和政治成为事实。
　　若夫悲观者流……谓共和政体万不能行于我国，至
　　并以咎革命之非计，此其暗于事理，抑更甚焉。夫共和是否决不能行于我国，此非可以空言折人口也，必有待于他日之试验．此勿深论。然问国家之敝，极于前清时代，不行政治革命，庸有幸乎？欲行政治革命，而不先之以种族革命，为道果克致乎？今虽新政治之建设，茫乎未有端倪也，而数千年来恶政治之巢穴，为国家进步之一大障物者既已拔去．此后改良政治之余地，较前为宽，其机会较前为多，其用力较前为易。夫岂无新魔障之足以为之梗者，然其根据绝非如旧魔障之深远，未足引为病也。夫谓共和不能行于中国，则完全之君主立宪，其与共和相去一间耳。……若我国民而终不能行共和政治也，则亦终不能行君主立宪政治。若是，则吾洵劣种，宜永为人役者也。既认为可以行君主立宪之国民，自应认为可以行共和之国民。闻诸，眇不忘视，跛不忘履；虽审不能，犹当自勉，而况于我之挟持本非无具者也。夫今日我国以时势所播荡，共和之局，则既定矣，虽有俊杰，又安能于共和制之外别得活国之途？若徒痛恨于共和制之不适，袖手观其陆沉，以幸吾言之中，非直放弃责任，抑其心盖不可问焉矣．夫为政在人，无论何种政体，皆以国民意力构造之而已。我国果适于共和与否？此非天之所能限我，而惟在我之自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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