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既出狂言,必有广才。康有为的确有足够的才能和个性来支撑他的傲慢,据说有一次在九江先生的课上,他闭目伏案,桌子边上倒放着《三国志》先生批评他说:“你难道是闭着眼睛倒着读书的吗?”康有为居然坦然地回答道:“是!”并且真的将已经翻开的两页流利地背了下来,这让先生和同门大吃一惊。还有一次,朱次琦先生要带着学生去苏东坡当年被贬谪时泊舟避风的地方感受先贤遗风,同学们都心向往之,唯独康有为不愿前往。先生问他原因时,他答道:“逆流之舟,有什么好瞻仰的?我要看的是王荆公的改制台。”康有为的志向和个性可见一斑。
在此不厌其烦地引用这篇序言,只因其提纲挈领地阐述了康有为的政治理想。诚如所见,千余言的序文中多次提到“大同”一词,似已开“大同”之先声,为《大同书》奠定了基础,更是在此高扬其“太平之世,大同世界”的理想旗帜。康有为巧妙地将“大同”思想设定为孔子改制的最终目的,并感叹怎奈“新歆遽出,伪左盛行,古文篡乱……公羊之学废,改制之义湮,三世之说微,太平之治,大同之乐,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康有为设想如果没有“伪经”、“古文”的干扰,“太平之世”、“大同社会”也许已经达到。以此为基调,康有为将自己的主观看法贯彻到全书中。那么康有为又是如何将孔子打造成“托古改制”的圣人的呢?
从道理上讲,作为维新领袖人物,其个人的处境似乎代表着或者至少可以说是影响着整个阵营的走向。事实上,康有为个人处境的恶化也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动摇了维新阵营,比如先前比较支持康有为的军机大臣廖寿恒,为寻求自我保护已经开始疏离维新阵营,甚至协助反制康有为。
“大同世界”并不是一个突然出现的想法,严复、谭嗣同等人也曾有过类似的设想,但是只有康有为的“大同”思想最具体系。其实,康有为自青少年时期就已经开始思考这个问题。1884年,康有为二十七岁,这一年中法之间爆发了战争,残酷的战争让已经负债累累的中国又背上一个沉重的负担。康有为自称在这一年开始“演大同主义”,次年便已有手稿,名曰“人类公理”。此后,康有为关于大同世界的构想便一直没有停歇。1898年,逃亡日本的康有为已有二十多份手稿,直到旅居印度时才最终成书。
谈到“大同”,不禁令人想到儒家学说中的大同。的确,康有为的“大同”设想中确有春秋“公羊三世”说、小康大同思想以及儒家的仁学。他的“大同”思想以儒学中的“不忍人之心”、“思有以拯救之”为基础,运用今文经学中交易哲学的思想阐述了人类历史的三个阶段,即由“据乱”进而为“升平”(小康),由“升平”继而为“太平”(大同),这正如《礼运》篇所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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