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明，1966年12月出生，四川省营山县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致力于法理学、法哲学、传统法律文化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主要作品有：《近代中国的自然权利观》《先秦儒家政治哲学引论》《实践理性的政治立法》《政治意志与法权意识的契合》《法意3000年》《正义的历史映像》等。

　　“变法”与“战争”是战国时代的二重奏。这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它呼唤伟大的立法者，以担当二重奏的总指挥。商鞅应运而生，他是演奏这个时代二重奏的顶级高手，在秦国成功地推行了变法，为秦国统一六国、开创中华帝国文明奠定了坚实基础。商鞅没有诗人的雅兴，没有文人的浪漫情怀，理智得近乎冷酷，他拒绝一切虚文假义，但不意味着没有真诚的政治道德意识。商鞅是一个知晓经术而深通世务的政治家和立法者，他悲剧性的人生结局其实蕴含着政治哲学的人性之谜。

　　一 功过评说
　　1.1
　　说起商鞅，说起商鞅变法，我们很容易联想起两个著名典故：一个是“徙木立信”，一个是“作法自毙”。“徙木立信”标志着商鞅变法正式拉开帷幕，它向秦国国民传达了变法的坚强信念和信心，也传达了变法的基本途径，就是新法令的制定和不折不扣的严格执行；“作法自毙”则标志着商鞅变法的落幕，落幕在血色黄昏之中，商鞅最后的人生结局是悲剧性的。
　　“作法自毙”在我们的文化意识中早已成了一个贬义词。人们常说，某某人“作法自毙”，意思是自己立法，却又受其立法的伤害，自作自受，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已经没有悲愤、伤感的意味了，倒是有一种泄愤式的快感。这可能是商鞅在“徙木立信”时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一种绝妙的嘲讽！“作法自毙”成了商鞅命运的悲惨归宿。
　　从“徙木立信”到“作法自毙”，很大程度上象征着商鞅变法的全过程。千百年来，这两个典故在我们一般人政治心理上的那种奇妙的关联，可以构成一组很有意思的漫画。坦率地说，我面对这一组漫画，心中有着无法驱散的忧伤，尽管我很不喜欢夸大其词、或者煽情式的历史讲述。
　　1.2
　　小时候，我就被这种夸大其词、或者煽情式的历史讲述和历史漫画欺骗过。
　　1973年，我刚上小学，恰好遇上“文化大革命”中的“评法批儒”运动，这是当时“批林批孔”政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我清楚地记得，在我出生的那个小山村，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在各家各户的土坯房墙壁上，在山坡的大青石上，在我们小学的教室内外墙壁上，到处都是用石灰浆写成的标语、口号，到处都张贴着大字报，大字报上画了很多漫画。写得最多的就是“打倒孔老二”，孔子的漫画要么就是骷髅形象，要么就是妖魔形象，挺滑稽的；而像商鞅、秦始皇这些被称之为法家的代表人物则是受到赞扬的革命者形象。
　　我们那个小山村，在大巴山的尾部，僻静得很，祖祖辈辈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那时能够识字念书的人很少。可我记得，父老乡亲们常常在夜里点着油灯，召开“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的斗争大会；我们小学的老师也差不多把主要精力都花在了誊写“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的大字报上，十分严肃而认真。
　　我不知道，“80后”、“90后”的弟妹们是怎样开始接受我们传统文化的启蒙教育的，我却是在那场“评法批儒”的闹剧中知道孔子和儒家、商鞅和法家这些历史人物和思想流派的。人们为什么要把儒家和法家联系起来，为什么要把儒家和法家对立起来，我那时全然不知，父老乡亲们、我的小学老师没有告诉我，估计他们也是糊里糊涂、不明究竟的。
　　但那些夸大其词、或者煽情式的关于“儒法斗争”的历史讲述和漫画留给我的错误印象，直到我上大学以后才好不容易慢慢地得以校正。
　　1.3
　　历史的真实情况是，自汉代以来，人们大多是“耻与商韩为伍”的，“商”指商鞅，“韩”指韩非；如果说，商鞅是法家的创始人，韩非则被公认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所谓“耻与商韩为伍”，是说人们大多不愿被指责为法家，那些政治中人尤其不愿意公开以法家自居。
　　人们都愿意说自己是儒家，是大儒，是雅儒，是纯儒。乃至于在历史上，一个政治家被人们称赞为“仁君”、“儒臣”，那是很崇高的褒奖，一个书生被人称赞为“雅儒”或者“儒雅”，那是很令人骄傲的，一个商人被人称赞为“儒商”，那是很体面的事情。当然，也可能被人批评为“贱儒”、“陋儒”、“俗儒”、“腐儒”，这就让人很不开心了。
　　即便不开心，也比被指责为法家要好受得多。这是为什么？商鞅及其法家为什么如此令人厌恶？
　　说到底，这与大秦帝国的创立，以及秦二世而亡的历史有关。
　　公元前221年，秦国灭掉了齐国，结束了诸侯国长期争霸、兼并的春秋战国时代，秦国由战国初期十分贫弱的诸侯国发展壮大成为一个统一天下的大国，与商鞅变法所取得的成功，以及秦孝公之后秦国几代国君继续沿用商鞅变法确立的基本国策和法令，是有着直接关系的。也就是说秦王嬴政能够一统天下是秦国长期推行商鞅变法路线的结果。
　　但一统天下，不过是战争的胜利，建立怎样的国家政治才能巩固战争的胜利成果，是摆在秦始皇面前的重大课题。
　　早在商鞅变法的时候，秦国就已经废除了自西周以来长久推行的分封贵族制度，而普遍性地建立了帝国式的郡县官僚制度。现在面临如此辽阔的疆域，究竟是将秦国的郡县官僚制度在帝国内全面推行，还是恢复西周建立的分封贵族制度？这是秦始皇需要决断的根本政治问题。
　　在“建国”这个根本问题上，儒家与法家有着不同的主张。
　　时任丞相的王绾坚持的是儒家立场，他建议封皇子为诸侯，推行分封制度，当然与西周的分封制度有所区别，区别在于不能使这些诸侯成为“独立国”。群臣在讨论分封制度和郡县制度之优劣时，大多赞同王绾的意见。
　　这遭到了以李斯为代表的法家学派的反对。李斯在朝堂上力陈行郡县、废封建的利害得失。在他看来，大秦王朝需要继续沿用商鞅变法所推行的郡县制度。之所以反对分封而赞成郡县，李斯的理由有三点：
　　一是出于对历史教训的考虑。当初周王室大搞分封，结果诸侯们互相攻伐，使得“天下”四分五裂、不得安宁，如今总算是灭掉了六国，完成了统一大业，如果重走西周王朝的老路，又如何能够避免四分五裂、战火连绵的潜在政治风险？
　　二是基于秦国成功经验的考虑。自商鞅变法以来，秦国已经是遍设郡县，建立了君主集权的官僚政治，这对于统一大业的完成起到了不小的促进作用，如果现在废郡县而行“封建”，必将很快出现新一轮的政治危机。
　　三是顾及现实利害关系的考虑。废封建而行郡县也并非不顾及皇子和功臣们的利益需求，他们可以坐食赋税并且获得重赏，但在安抚他们的同时，又必须杜绝他们乘机闹事、扰乱“天下”秩序的可能性，普天之下久已渴盼的是长久的和谐与安宁。
　　在经过充分而激烈的论辩之后，秦始皇果断地采取了李斯的建议，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官僚结构的帝国政制。
　　然而，靠着强硬的尚武精神和高超的战争艺术而建立起来的大秦帝国，其正当性很难获得被灭掉的六国贵族们的承认的，帝国政制虽然建立起来了，可六国贵族的残余势力并不甘心于灭亡，纷纷以各种方式进行复辟活动。
　　为了镇压六国残余势力的反抗，秦始皇没有喘息的一点机会，他不得不在各个领域采取巩固帝国政制的有力措施，其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开始在思想文化方面下功夫了，目的正在于重建帝国政治的正当性基础。
　　就在这场关涉帝国政治意识形态建设的过程中，儒家与法家的斗争十分激烈，乃至于发生了让秦始皇臭名昭著的“焚书坑儒”的政治事件。
　　尽管面临新生帝国动荡不安的紧张局势，秦始皇内心深处有着常人难以理解的巨大忧患，但他“焚书坑儒”的残暴之举是无法得到人们的宽恕的。
　　与张居正同时代的明代思想家李贽，被认为是古今少有的一个“狂人”，他痛骂孔孟是“欺世盗名”之学，宣称“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告诫人们“始皇出世，李斯相之，天崩地坼，掀翻一个世界，是圣是魔，未可轻议”。即便是李贽这个“狂人”，也还是说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确“下手太毒矣”、“自是儒生千古一劫”。
　　历史开了秦始皇一个大玩笑。
　　他日益操劳，竟然于公元前210年在第五次巡游天下的途中结束了自己叱咤风云的一生，年仅49岁。
　　在生命垂危之际，秦始皇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所开创的帝国危机四伏，摇摇欲坠，他的巡游没有因为自己病情的迅速恶化而稍作停顿，在自己下令整治和兴建的大道上反而加快了北上的行程，他希望在自己生命结束的时候能够见到正在上郡蒙恬大军中作监军的公子扶苏，把统领帝国的权力亲手交给他，扶苏是他期望将自己开创的帝国传承下去的最为合适的人选。但事与愿违，秦始皇没能赶去北边大军军营，人生的脚步就永远停止在沙丘平台了。
　　他传位于扶苏的诏书被一纸矫诏替代了，扶苏被阴谋所杀，秦帝国很快就退出历史舞台了。这或许就是孔子喟叹的历史的“天命”呀！
　　1.4
　　可是，秦二世而亡这笔账算来算去，最终却落在了商鞅的头上。
　　比如，北宋王安石变法期间，大文豪苏轼指桑骂槐，多次声讨商鞅，他写有《商君功罪》一文，文中说：“商君之法，使民务本力农，勇于公战，怯于私斗，食足兵强，以成帝业。然其民见刑而不见德，知利而不知义，足以此亡。故帝秦者，商君也；亡秦者，亦商君也。”
　　苏轼的论调可以说是两千多年对于商鞅评价的主流意见。从功劳上说，商鞅在秦国主持变法，成功地推行了“农战”战略，为秦帝国的创立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秦二世而亡，这个罪责也必须由商鞅承担。因为他推行的是严刑峻法、论功行赏，导致了人们见利忘义、德薄天下、寡廉鲜耻，大秦帝国因此而很快灭亡。大秦帝国既兴于商鞅之法，也亡于商鞅之法。而商鞅之法不过是严酷的刑律而已。
　　大秦帝国何以很快灭亡，这成了自汉代以来历代儒生总结“天下兴亡”历史教训的主要议题，像汉代儒生贾谊那样的《过秦论》不绝如缕，“耻与商韩为伍”也逐渐成了人们严重的政治文化心理情结。
　　事情的真相真的就是贾谊、苏轼等等众多儒生所说的那样吗？大汉帝国不也亡了吗？大唐帝国不也亡了吗？大宋帝国不也亡了吗？元、明、清不也都亡了吗？它们都亡于“商鞅之法”？
　　所以，我说，夸大其词、或者煽情式的历史讲述是靠不住的。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直到今天，设置“县（市）”的中央与地方政治行政组织结构不依然是有效的吗？“商鞅之法”究竟意味着什么？
　　1.5
　　就在1898年戊戌“百日维新”期间，时年31岁的章太炎先生就发表了名为《商鞅》的长篇论文。
　　被毛泽东主席赞颂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鲁迅先生，就十分推崇章太炎先生，他曾经撰文总结章太炎先生说：“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章太炎先生的见识的确是很高的，他论商鞅的文章开篇就说：“商鞅之中于馋诽也二千年，而今世为尤甚。”商鞅在历史上的确备受指责，在他的头上是没有什么道德光环的，他成了严刑峻法、刻薄寡恩的象征，乃至于历朝历代的政治中人都“耻与商韩为伍”。
　　章太炎先生揭穿了两千多年来苏轼那样的关于商鞅论调的老底，这些千年老调其实并不明白商鞅之“法”的含义，章太炎先生说：“法者，制度之大名。周之六官，官别其守，而陈其典，以扰乂天下，是之谓法。”也就是说，商鞅变法改变的是政治行政制度的基本结构，在此意义上，章太炎先生告诉人们：“故法家者流，则犹通俗所谓政治家也，非胶于刑律而已。”言下之意，商鞅是政治家，商鞅变法并不是制定、推行严酷刑律那么简单。
　　没有政治家的眼力，没有政治家的立场，大概是理解不了商鞅和商鞅变法的。
　　孔子是伟大的。作为儒家宗师，他本人提出过“君子儒”与“小人儒”的区分。《论语》中记载，有一次，孔子教导他的弟子子夏说：“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按照当时的语境，无论“君子”还是“小人”都是指政治中人，意思是说，子夏呀，你们师兄弟要是有机会从政，一定要努力成为一个有道德觉悟和道德修养的儒臣，可不要成为一个没有道德觉悟和道德修养的奸臣、佞臣、弄臣啊！当然，更不能成为酷吏。
　　按照孔子的标准，商鞅肯定不是奸臣、佞臣、弄臣，他也不是一个酷吏。
　　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李贽其实不是真的发狂了，他痛骂孔孟之学是有特定含义的。他骂了那么多儒生，却也说过这样的话：“荀卿之学真实有用，与俗儒不同。”
　　荀子在至圣先师孔子主张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大儒”、“雅儒”、“贱儒”、“俗儒”、“腐儒”等等关于儒生的细致的区分。
　　荀子说：“举统类而应之，无所儗怍，张法而度之，则晻然若合符节，是大儒者也。”就是说“大儒”不仅具备高尚的道德修养、丰富的知识涵养，同时具有总揽全局的政治法律主张，而又能因时制宜、变法有度，安定天下而举重若轻，这是最为理想的儒家人士。
　　所谓“雅儒”，荀子说：“尊贤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雅儒”虽不及“大儒”境界，但同样是德才兼备、既有政治才干又有德性修养的谦谦君子。
　　“贱儒”则是“陋儒”、“俗儒”、“腐儒”的统称，是道德修养未尽、学识浅陋、庸俗不堪、陈腐无用而又满口《诗》《书》、仁义道德、自以为是之辈。
　　看来，“君子儒”、“大儒”、“雅儒”表达了儒家崇高的政治理想和道德追求。儒家的这种崇高的政治理想和道德追求，其实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天下大治”。
　　在这样的意义上，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其实有着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也是周秦以后历朝历代人们的共同理想和追求。这当然也是商鞅变法所要追求的理想和目标。
　　1.6
　　商鞅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被神话过，也没有什么关于他的历史演义和文学故事，因为他的被杀，他在秦国主持长达二十年的变法，也没有留下比较完整的历史档案材料。但在诸多历史典籍中，毕竟留下了这位伟大政治家的蛛丝马迹。
　　我们的讲述，试图通过这些蛛丝马迹，去再现这位政治家和立法者的政治人生历程。
　　杜甫写过一首怀念李白的诗，其中有这样两句：“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这正是我讲述商鞅政治人生所采取的基本立场。
　　……

一、功过评说
二、人生抉择
三、求仕魏国
四、伯乐举荐
五、孝公求贤
六、崛起西陲
七、穆公图霸
八、四说孝公
九、廷议变法
十、运筹帷幄
十一、徙木立信（上）
十二、徙木立信（下）
十三、变法步骤（上）
十四、变法步骤（下）
十五、四杰秦缘
十六、积怨蓄祸
十七、巅峰对决
十八、作法自毙
十九、政治人生
二十、现代启示
附录一 《商君书》臆解
附录二 “儒法之争”新解
——基于中华帝国政治意识之诞生的视角
附录三 帝国立法者的政治使命
——读史札记一则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