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什么时代？碎片化、庸俗化、功利化，是否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说明这个中国转型时代的特点？
这是一个什么社会？人情冷漠、世风日下、道德滑坡、价值失范，是否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注解这个社会的
许多现象？
此其时也，中国人的价值观，这一命题，无所逃遁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价值观直接左右个人的行为认知，间接影响社会管理乃至国家行为。这是一本包含了海内外社会科学学者从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法学及教育学等观点分析中国人的价值观的专题著作。台湾政治大学教授沈清松与台湾心理学系教授杨国枢为此著作的出版印行，付出了艰辛努力。
本书所收入的10篇论文，在内容上所涉及的范围颇广，而且因作者的学科背景不同，在探讨价值观问题时所采取的立场大有差异，因此，本书可谓是社会科学领域不同学科的学者所提出的一套有关价值观问题不同论述方式的“标本”。敏感而用心的读者，可以从各文论述的不同角度与理念，深切体会中国人价值观问题的复杂性。如能同时阅读《中国人的价值观—人文学观点》则更易认识中国人价值观问题的多元性。看完这两本书的读者可能会感叹，关于价值观问题的研究竟有这么多学科的学者有如此之多的话要说，且言之成理，自圆其说。
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成长，价值观建设如影随形，不可偏废。今日之中国，正行走在繁荣与复兴的艰辛道路上。民族的复兴，并不仅仅在于物质的丰足，更在于价值观和民族精神内核的建设与形成。
期望本书的出版，可为这一民族发展进程，提供堪与深入探讨的文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二○一三年四月
台湾社会重利爱财之价值取向的解析
叶启政
一、前言
人有感情，也会思想。感情可以表现在对自己、对其他人、对团体（如乡园、家、国家、学校……）、对事物或对自然上面，而且有一定的心理质素为基础。但是，对人类而言，感情的表现却需要通过思想，使用象征符号加以饰化，并往往借物质来表示，使之具备更为丰富的意义。因此，人类的感情表现是人文化成的，也就是说，必得以具“文化”的姿态呈现出来。
有意义的象征符号是人群共享的。一样的感情行为体现称为“文化”的，亦即必然是“社会”的。如此要求象征符号必须是“社会”的，其所具共识性，虽非永恒不变，也非绝对普遍，但却具有相当的恒定性。恒定性指的是：时间上有持续，适用范围有所固定，而且指涉的对象是特定的。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恒定性乃意味着，行为背后所隐含的感情和思想包含的内容有着一定的界定，也有一定的方向。表现这样的恒定性最为显著、也最具实际意义的即是所谓的“价值”。由价值引导衍生的一套特定行为模式，即“价值取向”。这可以说是形塑人类行为之恒定性的最主要面相，因此成为了解人类行为模式之走向的最主要标杆。当我们说一个人的行为缺乏目标、散漫、偏离，“价值取向”的恒定样态常是用为判定的主要标准。
大体而言，对于单一个体行为模式的恒定性，似乎相对容易掌握，也比较容易理出判准的头绪。但是，把它施及一群人身上，则不免会产生诸如是否有共同价值取向或其为何的问题。这些问题牵涉的不只是经验定义与认定设准的问题，而是哲学人类学上的存有命题，处理起来相当棘手，也颇具争议。把这些摆在当前台湾的场域中来看，容或我们不怀疑“台湾人有着共同的价值取向”这样的概率性命题具经验有效性，但至少我们还不免会面对一个相当困扰的问题——其基本共同价值取向为何？任何对类似此一社会共相的指陈，严格来说，都缺乏全称式的效准，因此，都会招来诘难，有不同的意见。
在本文中，我们不能不采取保守的态度面对上述的论述困境。基本上，我们无意在这儿罗列并讨论当前台湾社会之基本价值取向的全貌。全貌是一种全称式的描绘；用来形容社会，这样的论述充其量只是一种隐喻式的设定，根本无法“如实”地确立其所指涉的“实在”范围。事实上，任何人都没有能力、甚至无权宣称社会的全貌是什么。我们所能做的只是使用诸如“选择性亲近”的策略，以某些片面性的样相来勾勒“实在”。这样的“实在”无论如何都会夹杂着论说者的主观立场，有一定的特殊意识形态色彩。
简单来说，我们所采取的策略是：从社会之所谓文化、政治、经济等面相的历史脉络中，抽离、凸显出一些自认具有论述意义的结构样相。这些结构样相，对个体而言，乃是展现其所具基本心理特征的随制条件（contingency）。也就是说，这些社会结构样相与人所具有的心理特征会交互作用，衍生出一套行动的逻辑。这套逻辑的运作并非完全确定不变，它只是表示对行为具有指导引发的内发作用，其意义基本上是规约。至于能否发挥最大的效能，端看当事者对此一逻辑的认知与认同程度，或此逻辑的规范强制能力与实用效能而定。因此，此一逻辑实际上只是开导出一些行为上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在人群中形塑出一些共相，价值与价值取向即是这种共相的一种表现形式。紧要的是，共相只是一种在认知与行动上具有共认的体现，其基本特质是一种可能，而非绝对，也是一种概率性的概括，而非必然性的全含。其所可能包含的内容绝非完全一样，也非一成不变，而所可能适用的人群也绝非全部，而往往仅是部分。因此，共相指涉的充其量只是一种较凸显且具优位的可能趋势，它随时可能被修饰或颠覆。
很明显，以如此的思考方式为底子来论述当前台湾社会的价值取向问题，我们所能做、也所希望做的，只是以特定选择的共相动势为基线，对当前台湾社会这么一个万花筒，从事特定角度的观察，借此提供一些了解现象与确立问题的线索。这样的尝试原则上应当是守本分，也是谦卑，但却可以说得上是正当的。准此立场，我们选择讨论的主题是“重利爱财”此一价值取向，而所论述的也将只局限于此。任何超出此一议题的诘难，都不是我们准备负责回答的。
二、“重利爱财”作为优势价值取向的背景与例证
从历史背景来看，台湾基本上是一个移民社会。在三四百年前开发的早期，移民绝大部分来自闽南与广东客家地区。就区位而言，这两个地区山多田少而地瘠，加之有人口压力，一直就有往海外移民的传统。由于地理上临近南洋，此地区之汉人不若中原地区汉人务农者，存着守成认命的人生观；相反地，往外发展的冒险精神相对明显。在此前提之下，当初闽粤两地人民移居台湾，其动机基本上与往南洋移民者一样，为的是谋求经济利益以图改善家庭生活。（蔡渊絜，1986：47-48）高拱乾重修之《台湾府志》中（1960：185-186）即指出：“其自内地来居于此者，始而不知礼义，再而方知礼义，三而习知礼义，何言之？先为红毛所占，取其地而城之，与我商人交通贸易，凡涉险阻而来者，倍蓰、什佰、千万之利，在所必争。夫但知争利，又安知礼义哉？”引自蔡渊絜（1986：48）。
17世纪以来，荷兰已成重商的贸易国。当其统治台湾时，荷兰人所移植于台湾的制度，虽然事例不少，然而以当时社会状况而言，最新奇并最异于中国的，除了前述的农奴劳动机构之外，还得举出带有重商主义性格的“商品出产”和“商品流通”。（史明，1980：95）这样的重商主义促使汉人移民也学会采取外销商品为主的生产方式，强化了重利的特质。“所以，汉人以租赋的名目而缴纳于官方的糖、米等农产物，在其生产过程中，就带有荷兰人将要销往海外的商品的性质。此外，缴纳租赋之后，还剩于汉人手里而搬到市场去换取货币的农产物等就更不必提，全然是带有商业性质而生产出来的劳动成果。……这样一来，自古就在中国大陆上过惯了自给自足生产方式的汉人农民，他们一到台湾，乃不得不修其原来的经济生活方式，就是说，不但仍然是一个农业生产者，还要学上一些商人性格，才能应付新的环境。这可说是在生活上、思想上一个大转变的开始。”（史明，1980：96）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的催化下，台湾人中养成重利爱财的价值取向的有利客观条件焉然形成。19世纪中期，来台行医传教的马偕先生于其日记中，对当时之艋胛（即今之“万华”）百姓更是有一段描述，颇为传神，可作为佐证。他说：“艋胛的人民，无论男女老少，每日皆为钱而忙碌。他们是物质主义者，执迷的淘金者，并且非常地迷信。”引自翟海源（1991）。台湾人重利爱财的特点也表现在好赌的习性上，这种情形在文献中屡屡可见。（吴文星，1988）
在传统华人社会里，一般人是否好赌，有待于更多经验资料加以佐证。但是，国人深具重利爱财的心理，却是日常生活中常可体验到的一般印象。人们常用钱财做标准来比拟其他的价值，也常用钱财来衡量一个人的得失成败。譬如，台湾民间常流行这样的说法：“人格有什么价值，值多少钱？”、“有钱、有势，卡要紧啦！有了钱，万事通”、“见到钱，眉开眼笑”、“裤头有钱，就是大爷”、“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不一而足。因此，在社会上，人们讲究的是“日头赤炎炎，随人顾性命”，笑贫不笑娼，有钱就叫爷娘，自古以来，就常被人们奉为实际作为的准则，十分的现实，相当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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