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继乱世者其道变”的不断更化的历史观
在以往，人们对董仲舒的历史观曾有一个定论，就是“循环论”；而且其前提就是他的天道观为“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然而此种说法，显然是不符合董仲舒思想实际的。因为董仲舒在说人类社会之历史“继治世者其道同”的同时，又明确指出了人类社会还存在着“继乱世者其道变”的情况。这也就是他所说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中所具有的新王必“应天改制”和“应人制礼”的、“三统、三道”的进化之历史。所以，仅仅把董仲舒的历史观概括为“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继治世者其道同”的循环论，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并且从根本上否定了董子历史观所具有的进化性。
我们知道，在中国先秦的历史上，战国末期确曾有过邹衍提出的以五行相克为序的“五德终始”说；到了汉代，在《淮南子》中则又演变成了以五行相生为序的“五德终始”说。此之两种“五德终始”说，毫无疑问都是历史的循环论，这是可以肯定的；但因其或克、或生的不同之推演，所以在汉代之初，便发生了汉属火德还是水德的争讼，所谓的“三统”说也就产生于斯时。不过，此种“三统”说的最初提出者为谁，则至今尚难确定；但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对其记述最详，这应是无疑的。所谓的“三统”说与“五德”说的不同，不仅有三与五的区别i而且其间也没有生或克的规律性，而仅是正黑统、正白统、正赤统三统的循环运演，所以有人又称其为“三统三正”说。而这种情况，也就是董仲舒所说历史上改朝换代的一种情况，这就是孔子所说“亡为而治，，及董子所说“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其余尽循尧道”，没有“更为”的、而仅有“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的，“夏因于虞，而独不言所损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的、“三圣相受而守一道”的历史，亦即董子所说“继治世者其道同”的情况。董仲舒在其《春秋繁露》中所说：“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楚庄乇》），“古之人有言日：‘不知来，视诸往。’今《春秋》之为学也，道往而明来者也。”（《精华》）“天之道，有序而时，有度而节，变而有常。”（《天容》）“天之道，终而复始。”（《阴阳终始》）等等，都与此义相类。
当然，若仅就此而言，这种“三统”说与“五德终始”说的不同，也还仅是循环的时间和形式上的不同，因为它们均未言及社会的“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春秋繁露·楚庄王》）等方面的变革。然而，董仲舒不但讲历史上有三统纯粹形式循环的“应天改制”之变，如尧、舜、禹三代当新王必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等形式上的循环运演，亦即他所说“继治世者其道同”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情况。但是，他同时还讲在人类的历史上存在着包含“忠、敬、文”三道的“有所损益”的“应人制礼”之变及社会体制的“更化”，这就是夏、商、周朝代的更迭所包含的有着“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等方面的变革的、“继乱世者其道变”的“天变，道亦要变”的历史。
可见，董仲舒在其天道观中所论述的历史，不仅有如尧、舜、禹时代“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情况；而且也还有夏、商、周三代“天变，道亦要变”的情况。这也就是他在《天人三策》中所说“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的两种历史演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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