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学说过时了吗？不，永远不会，这是中国的传统中国的根。只要身处中国，学做人、学做事，就必须了解儒家文化。儒家学说的影响从古至今渗透千年，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受着儒家文化的影响。要认识他人，必先认识自我。新儒学领军人物杜维明将儒学与当下中国的现实相结合，让儒学迈进了“自由之门”——儒学依然可以解决当下人们的心灵困惑。杜维明50年求学治学3部曲《龙鹰之旅》《迈进“自由之门”的儒家》《现龙在田》以充满才情的文字，向我们娓娓讲述了一个学者游历世界名校，所感受的心灵震荡！
　　三部曲所收录文章多来源于美国、港台地区等颇有影响力的杂志，纽约《联合杂志》、香港《明报月刊》《人生》等，风靡一时。
　　《杜维明著作系列·迈进“自由之门”的儒家：伯克利十年（1971-1981）》是杜维明先生早期学术生涯中的三部随笔作品中的第二部。　　杜维明70年代初短暂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之后，1971-1981年转赴伯克利，本书所收文章是这一时期的心得随笔。伯克利十年，也是杜维明自动选择了一条符合儒家身心性命之学的“做哲学”(doing philosophy)的道路在伯克利执教和研习的十年。

　　神秘主义在美国
　　我们用理智来认识外在事物的能力永远赶不上在感情上想要进一层地去了解各种环境的欲求。这种理智和感情之间的鸿沟，是任何人都绝对无法弥补的。于是，稍有自知之明的人，总不免会发出“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叹息。然而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如果没有通过真切的体认，并不一定会自然而然地就进入我们的意识之中而成为指导我们思考和行动的原则。不仅是个人，即使是家庭、社会，甚至国家、民族，也可能因为受到习见的影响而忽视了人性中一些放诸四海皆为准的基本价值。
　　譬如，没有一个人可以自觉地选择自己的父母、性别、出生地和成长的模式。不论科学技术发展到什么程度，这个命题总是可以成立的。但是，有些迷信科学主义的“现代人”在宣扬试管婴儿的优生学时，好像竟完全忘记了他们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偶然性和神秘性。我们有太多的东西不知道了，又如何忍心以人类的无知来决定21世纪人类的命运呢?
　　我并不相信宿命论，但我愈来愈觉察到自己生命中的未知数确有真实的意义。固然，劫数或命数的观念常被具有科学常识的现代人斥为无稽的迷信。我自己也从来不理会手相之类的玩艺。就连影响建筑和营造事业极大的风水之术，在我看来，也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地方。不过我对《易经》却有由衷的敬畏。美国海湾区的知识青年，常常用铜钱和蓍草来占卜，有些人甚至把每天得到的卦辞当做指导日常生活的准绳。在伯克利的电报街上摆摊子算命的人虽然还不多，但也已屡见不鲜了。
　　凡是常在美国大学城逛书店的人，都会发现近年来美国知识大众对神秘主义的兴趣有与日俱增的趋势。西藏的密教、印度的民间信仰、日本的禅宗以及其他各种类似的宗教思想，都已在美国的知识界大行其道。以印第安巫术为背景的《唐璜的门徒》(时报曾以“先读为快”方式披露过)能够变成在全美畅销的奇书，也许只不过是这种潮流的例证罢了。否则，另一本奇书《禅和机车保养》，绝不会被《新闻周刊》的编辑们选为本年度十大佳作之一。
　　表面上，美国的知识大众(不仅是喜欢标新立异的大学新生)开始对“非理性”的知识热衷起来是一种“失落”的症候，也就是对笛卡尔以来的理性传统已丧失了信心。很多分析学派的哲学从业人员，如澳洲的派世莫(Passmore)和哥伦比亚大学的但托(A．Danto)，就一再表示东方神秘思想和西方理性主义是不相容的。如果欧美的知识大众不顾科学的批判精神而逐渐沉湎在毫无实证可能的神秘经验之中，那么西方文化的柱石——“理性”就有折毁的可能。赫德逊思想的主持人康(H．Khan)，甚至宣称古罗马的衰亡就和神秘主义有关，并呼吁美国朝野要对这些威胁美国基本价值的思潮提高警觉。就连英国史学大师汤因比，也针对这个问题提出种种忠告。
　　但是，神秘主义在美国知识界大行其道，并不是一种单纯的现象。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最近在美国东部引起一场风波的电影《大法师》(The Exorcist)对美国知识界的影响虽然不能和几年前《梁山伯与祝英台》风靡台湾知识界的情形相提并论，但“祓除妖魔”这种在天主教里早就废止的旁门左道突然又活现银幕，唤起千万人的注目，并且导致一连串的学术辩论，使得教会也不能不采取诱导的决策，确是一件耐人寻味的趣事。至于经院派的天文学家决定在科学年会中公开讨论一些星相家的推测，传统心理学家甘愿接受瑜珈术的基本训练，以及其他类似的例子，更显示出神秘主义不但已经侵入知识界，而且在高深学府中已找到若干信徒了。
　　今天为一般美国大学生所推崇的书籍中，和神秘主义有关的作品所占的比例确是愈来愈大。要想找个对星相、练气、坐禅、服药、打太极拳和修瑜珈术毫无所悉的美国知识青年，已不容易。如果想认得一个在大学里攻读四年而完全没有听过克里辛那慕谛(J．Krishnamurti)、华兹(Alan Watts)、宗喀巴(Chgyam Trungpa)或赫斯(Hermann Hesse)的美国青年，那就更难了。这已不是“嬉皮”(Hippie)和其他“反文化”(counterculture)的特殊现象，而是在美国中上层社会里也显而易见的普遍现象了。
　　其实，我们不难想象，一个在物理界崭露头角的美国专业人才，白天用最精密最严格的科学方法处理他的实验，下班以后把全部精力放在毫无“实证”根据的星相学上。这种看起来好像不相容的知识途径，在美国社会里已逐渐变成两条并行不悖的道路了。以前科学主义的信徒总以为人类的进化是从宗教和哲学转向科学——在理性的科学时代，玄想的哲学和迷信的宗教最后都会销声匿迹的，因此理性绝不能和玄想或迷信之类经不起事实考验的心态并存于天壤之间。
　　还记得在“科玄论战”的时代，我国知识界一些泛科学主义者，竟把人生哲学也划归到因为不可证验所以毫无知识价值的玄学领域里。结果整个中国的儒学传统，尤其是宋明的心性之学，都因为不合“科学”而被曲解成过时的封建遗毒了。现在虽然距离科学主义弥漫中国学术界的20年代已有半个世纪之久，但迷信科学万能的“玄思”在社会上仍有极大的潜力。这也许是文学、艺术、哲学和宗教仍不能在台湾岛内知识界开花结果的主要原因之一。
　　固然，神秘主义并不能由一套简单的量化方式来证实，但内在经验是一种虽然尚不能清楚地被界定却是人人都能领会的真实感。如果我们因为现有的科技对这种类型的感受还不能加以解析就觉得它们是玄之又玄的迷信，那么不但禅宗的“顿悟”，就连宋明大儒的“变化气质”，也都会成为和现代文明不相契的历史陈迹了。然而，一个生在20世纪的科学从业员为什么一定不能同时接受严格的宗教训练并做一番修身的工夫呢?也许这正是神秘主义为什么在欧美知识界重新受到重视的部分理由。
　　前面已说到，人类求知的感情需要永远无法被其获知的理智能力所满足。因此，知识的领域愈扩展，求知的欲望就愈强烈；可以获取知识的力量愈大，想要掌握的知识领域就愈多——这是永远无法填补的空缺。在科学主义大盛的时代，这种心灵上的空缺曾促使许多有大志的青年献身于科技研究之中。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为知识而知识，根本不考虑其他的价值。譬如在肯尼迪担任美国总统时，政府当局决定登陆月球是实现美国太空理想的大目标，于是建立了一个“国家航空太空署”(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简称NASA)，集中联邦政府的科技力量，希望在1970年前达到嫦娥上月的新境界。而美国的科技人才竟在不到限期内就完成了肯尼迪所付托的使命，写下了人类科学史上重要的一页。但是，正当美国国旗飘扬月球的时候，许多美国青年人却因为反对越战，反对军工复合体，并反对政治上的特权阶级，把美国国旗当众撕破、烧毁。科技可以把国威升高到月亮上去，但不能防止国内知识青年对国策丧失信心的现象，是近年来在美国有目共睹的悲剧。如果60年代上半期是美国一般人士相信科技万能的巅峰状态，那么60年代下半期就已是另一个新纪元的开端了。到现在为止，究竟这个新兴的观念，世界应如何称呼还是众说纷纭，并没有一定的术语。信奉星相的人说我们现在正进入黄道带十二宫的第十一宫，因此“艾扩律亚士”(Aquarius，黄道带第十一宫的图形，象征“提水者”)就变成了鸡尾酒会里的谈助和流行歌曲的主题。社会学家则用“后工业社会”(Postindustrial society)或“后现代社会”(Postmodern society)等极绕口的名词来描述这个出现不久的“意识形态”。无论如何，泛科学主义者相信人类的技术进步可以永不休止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人类心灵的空虚并不能靠理智所获取的新知识来填补，这个事实已为多数学人，包括不少自然科学界的领袖们所接受。也许“艾扩律亚士”、“后工业社会”或“后现代社会”的最大特征就是人类从征服高山、征服海洋、征服太空等等向外追扑的心情，转回来采取一种认识自己，了解环境，并设法和自然界取得协调的态度。浮士德为了勇往直前，不惜牺牲自己灵魂的气魄，已转化为一种明哲保身的智慧了。在这个世界里，单线的科技进步也许会缓慢下来，但人类也不至于变成一群梦想控制宇宙的“罗勃”(robot，机器人)，在不觉中沦为电钮和机关的奴隶了。
　　神秘主义并不足以显示当前美国知识界的价值趋向。其实，东方体验之学是不是可以称为神秘主义还是一个待考的大问题。局外人也许认为坐禅极为神秘，但身历其中的人很可能会觉得，这实在是和挑水砍柴一样既普遍又自然的经验。同样地，一个从来没有勤习瑜珈术的人也许会认为这套工夫非常玄妙，但真正修道有成的人很可能会提出完全不同的看法。在这里，我并不坚持东方体验之学必定是神秘主义的一种，只是想指出不通过一般的感官和理智，而由直觉、洞识、灵明以及其他非科学的方式所获得的“真理”，在今天美国的知识界已受到专家学者的重视。以前西方的人文思想是和神秘主义大相径庭的；今后欧美新兴的人文主义，很可能会建立在宗教的体验上。一个真正的当代人不仅要具有运用理智思考的能力，而且也应当以开放的心灵来了解、来领会人性中极内在也极普遍的感情——一种景慕“最后真实”(ultimate reality)的玄妙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