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文忠，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上海复旦视觉艺术学院特聘教授、中国文化书院导师、北京电影学院客座教授、季羡林研究所副所长、北京大学《儒藏》精华编纂委员会委员。
　　1984年考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梵文巴利文专业，师从我国著名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季羡林先生。大学一年级起，开始撰写并发表学术论文，获“季羡林东方学奖学金”一等奖。上世纪80年代中期，留学德国汉堡大学印度与西藏历史文化学系，师从著名印度学家A. Wezler教授、著名佛教学家L.Schmithausen 教授、著名伊朗学家R.E.Emmerick教授，主修印度学，副修藏学和伊朗学。
    著作：《瓦釜集》、《末那皈依》、《季门立雪》、《天竺与佛陀》、《国故新知》、《人文桃花源》、《玄奘西游记》、《巴利文讲稿》、《钱文忠内外学》、《医圣李时珍》、〈〈汶川集〉〉（合著），《钱文忠解读<三字经>》大陆版和台湾版，《我的老师季羡林之学生时代》、《钱文忠说即墨》、《戊子草》、《班墨传奇》。
　　译作：《绘画与表演》（合译）、《唐代密宗》、《道、学、政》、《梵文基础读本》（续补）；另有资料编集与古籍整理十余种，发表各类论文二百余篇。

　　演讲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一种奇异的现象，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道，业，惑，三者，孰为大？道也。
　　没有个体温度的文化，是冰冷的文化，也只是书斋的摆设；激发人内心情感的文化一定是活的，能惠及社会人心的。
　　能担当起这个角色的人屈指可数，钱文忠可谓其中的佼佼者。
　　他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学者，这不单指其饱满俊朗的容貌，也不只指其渊博的学识，还包括其得体优雅的穿着，看似刻意的举止，总之，他浑身散发出一股久违了的名士气息。正是这股味道，征服了难以计数的观众和读者。
　　他不是道德偶像，他也不屑于做那样一尊雕像。他相当机智地活着，享受着生命给予的全部恩惠，他也以自己的才能滋养更多的有缘人。在不经意间，他成了中国文化的传承者。在他面前，嫉妒、厌恶等一切负面情绪难以发挥作用，因为他是钱文忠。
　　能担当起这个角色的人屈指可数，钱文忠可谓其中的佼佼者。
　　钱文忠擅于表达精细的思维。他的演讲好听，在于他是一个真正的行者。那些出自兴趣的山水人文访寻，在增加阅历之外，对好多问题有了新的心得。特出的贯通能力，使他能把许多事物糅合起来，并从中发觉新意。也由此造成他博大的气象。与聆听者的沟通，也自然会造成新的话语与思想。

　　中国传统中的商人与财富
　　近三十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高速发展，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就连带有最大偏见的人，恐怕也无法漠视。今天这样的盛会，本身就是中国发展的途中成果和见证。我们都知道，在三十年前，今天的盛会乃是一件绝无可能之事。
　　中国在这三十年里所取得的成就，有很多表征，商人群体的堂皇登台和壮大，以及全社会财富的急剧增加，无疑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两个。当代中国的商人群体究竟有多大，占全民人口的比例究竟有多少，我不知道，也不知道是否有人确切的明了。但是，我们应该还记得这样的四个字“全民皆商”，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我同样不知道，别的民族、别的文化中是否也曾经出现过这样的词汇？答案恐怕是没有。至于社会财富的急剧增加，那多少还是有一些数字依据的。请让我们看一下“皇甫平”之一周瑞金先生言简意赅的总结：“国内生产总值GDP，2007年是1978年的67倍”，“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百分之十，中国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第三大贸易体”，“1978年一年的劳动所得只相当于2003年的11天”。中国人口在这个阶段增长了5亿人，但是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亿5千万减少到2007年的1479万。
　　在一个民族、一个文化的生命史中，三十年仿佛是电光照露，只能是短暂的一瞬间。而，正是在这短短的三十年里，中国走过了别的国家花了上百年、甚至几百年也未必能够走完的里程。为之震惊的不仅是中国以外的世界，我们自己难道不也会在安静下来的时候，感觉到匪夷所思和不可思议吗？
　　也许是成就过于巨大，震撼了我们；也许是这些成就来得太快，晕眩了我们。总之，我们似乎还没有在意，或者说还没有顾得上进行深层次的思考。是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所有这些成就的取得，是和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不可分的。没有这八个字，中国的今天还至多只能是一个模糊、飘渺的幻影梦想。
　　于是，很多人把商人群体的登场和壮大归因为受外部世界的影响，把财富的急剧增加视作是这样一种影响的结果。我们当然不能说，这样的观念是不对的。这样的意见自然有它的理由：我们难道不是都从传统中听说过“士农工商”的“四民”之说吗？“商”难道不是“四民”之末吗？可是，中国传统中不是经常有一些令人羡慕的商人吗？今天，成功的商人难道不是太多人的人生目标了吗？
　　我们难道不是都从传统中听说过“为富不仁”吗？今天难道不是还依然有人认为“有钱人没有好东西”吗？可是同时，难道不是几乎全民都在疯狂地追逐财富吗？
　　问题是，如此这般将中国有关商人和财富的正面观念完全归结为外来的影响，是否准确？中国本身的传统中对于商人和财富的观念难道是一贯不变的负面吗？外因在完全没有内因的环境下，可能发生作用吗，或者说发生那么巨大的作用吗？倘若，中国本身的传统中没有足够的资源，那么，我们奉为圭臬的“中国特色”的来源又在何处呢？依据又在哪里呢？
　　冷静地反思中国自身的传统，我们就会发现，这样的观点貌似“常识”，却是没有足够的文化史依据的。在中国的传统中，有关商人和财富的观念，以及它们的地位，绝对不是那么低下和简单的。它们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历史的脉搏，呈现出复杂多变的韵律。中国传统中商人和财富的地位的独特性，也正是一种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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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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