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爱森斯坦、普金夫金等许多极有才华的艺术家一个接一个地受到整肃和严厉批判。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回避现代题材而转向历史题材，大拍特拍传记片，如《米丘林》、《巴甫洛夫》等。另一种倾向是在表现现代题材上的“无冲突论”和“粉饰现实”。这种倾向又表现在两种类型的影片中。一类是风行一时的所谓“艺术性纪录片”或“纪念碑式的史诗片”，如《宣誓》、《攻克柏林》、《第三次打击》、《斯大林格勒大血战》、《难忘的岁月》、《伟大的转折》等。这类被誉为苏联电影“新样式”的影片，最突出的地方就是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将之塑造成一个全知全能、高大完美的天才。另一类是回避矛盾冲突、粉饰现实生活的现代题材影片，如《金星英雄》、《顿巴斯矿工》、《幸福的生活》等。因此，在40年代至50年代初，苏联电影处于衰退与停滞状态，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她在保卫祖国》、《青年近卫军》、《乡村女教师》等优秀影片寥寥无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便逐渐变成了僵死的公式，题材狭窄，内容雷同，风格样式单调，表现手法干篇一律，概念化的“理想人物”代替了活生生的真实人物。个人的命运、情感、家庭、爱情、人性、人道主义乃至生活中的矛盾曲折，统统成了禁区，艺术创作完全走进了死胡同，苏联电影在战后陷入了低谷。<br> 随着50年代中期，苏联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与发展，文艺理论界展开了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的讨论。1954年苏联作家第二次代表大会和1959年第三次代表大会都对此进行了讨论和修订。达成的共识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在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解中，强调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内容，赞美人的全面和谐发展，充分反映了人的丰富的内心世界；二是强调“方法”应鼓励艺术手法上的多样性和独创性，鼓励不同的流派和风格的百花齐放。这次讨论推动了又一个创作高潮的掀起。50年代中，大批真实地反映苏联人民精神面貌，具有鲜明民族风格和不同流派的优秀影片应运而生。如《第四十一》、《雁南飞》、《一个人的遭遇》、《士兵之歌》、《我住的房子》、《共产党员》、《生活的一课》、《没有说完的故事》、《狂欢之夜》、《高空》等，这一创作势头延伸至6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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